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性别比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光棍”现象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界的人口流动增多,跨国婚姻逐渐盛行,正在成为伴随性别比失衡和“光棍”问题而出现的一个显著社会现象。特殊的婚姻形成方式使得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本文基于对福建省松溪县的17对中国、柬埔寨跨国婚姻中的夫妻进行的深度访谈,分析了中柬跨国婚姻的夫妻关系,着重探究了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相互制衡,本土丈夫在夫妻权力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社会文化规范的形塑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物质和情感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的差异是影响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     

流动、融合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研究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具有区内流动率高于跨区流动、跨区流动性别比高于区内流动、经济性流动已占据主体地位等特点,形成了少数民族人口向非传统聚居区、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双向流动"格局.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原因的分析发现,区内经济和资源压力大是基本原因,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区域落差大是直接原因,国家相关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是诱导因素.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不仅对地区人口分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流动的困惑:朝鲜族跨国流动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为例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跨国流动骤然升温,规模越来越大。朝鲜族凭借其跨界民族的优势,以探亲、劳务输出、涉外婚姻、出国留学等各种形式流往国外。毫无疑问,跨国人口流动群体在推动朝鲜族经济文化发展、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正确估计和把握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社会效应对朝鲜族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河湟地区民族贸易影响下的人口流动初探

河湟地区人口流动历经千载而源源不断,清代人口流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流动之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民族贸易的发展对河湟地区人口流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贸易与人口流动的分析,从而揭示其中的更多因素。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民族、族群认同

中国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跨国族群认同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发现, 赴韩国务工的朝鲜族的认同呈现国家认同在加强、民族认同在清晰、跨国族群文化认同在增强的特点.影响国家认同加强的主要因素是制度性适应的困难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影响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是业已形成的群体差异和社会适应的困难,影响跨国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是韩国文化辐射力的增强.研究表明,如何应对跨国族群文化认同将会成为跨国民族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西部民族地区环境问题与法律保障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加强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边疆安全。西部民族地区水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严重、草原生态恶化和污染严重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相对贫困、人口的增长以及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清等是造成西部生态环境不好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加强西部生态环境的立法、完善刑法中关于破坏环境的相关规定、规范生态环境的执法行为、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才能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切实的保护。     

我国流动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般认为,大多数流动人口为了更高的收入而发生流动。本文先应用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建立一个有关人口流动的行为分析模型,在收入决定的基础上来分析人口为什么要发生流动的微观动因,以及在影响因素变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动决策机制的变动问题。此外,本文从现实的角度对我国流动人口的行为进行了总结,认为收入水平、地区差别以及教育程度都对流动人口的行为产生影响。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边境跨国婚姻移民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性特征,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加速度增长的态势,其所分布的地域空间也逐步从边境乡镇向内地扩散,并且,影响传统跨国通婚的民族性因素也显现出其逐步让渡于经济因素的发展趋势。随着边境跨国婚姻移民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在挑战国家的边境治理,包括嫁入我国外籍女性的边缘化社会处境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人口安全、婚姻管理、贫困的代际传递、非传统安全隐患、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为了使边境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战略纵深,必须从治理理念、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技术手段创新等多个方面努力,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从而破解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难题。     

人口生态视域下浙南青田跨国流动人口探析

运用人口生态理论,对浙南青田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典型案例进行长时段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该地域人口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推动了人口跨国向海外流动寻求生存之路,其数量与规模大致经历了"出国萌芽——出国高潮——出国低谷——出国繁盛"变迁的轨迹;随着青田地域与海外各国境况的变迁,青田跨国流动的人口结构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其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以及职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有利于实现青田跨国流动人口群体的生态平衡与整体素质的提升;青田地域跨国流动人口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之影响,体现了人口生态系统的和谐,发挥了"以侨为桥"的现实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人口移民在海外的壮大与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婚姻的影响——以贵州两个村寨为例

以贵州两个少数民族村寨问卷调查的数据为依据,对贵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及主要特点进行了考查。调查结果袁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婚姻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人口流动扩大了民族通婚的地域范围,使传统的婚姻观念与形式受到挑战;也使民族地区离婚率提高,性爱观出现混乱,违法婚姻增多。对此,应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加强婚姻观念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以促进科学、文明、进步婚姻观念与婚姻形式的建立与传播。     

婚姻进入的现代性困境

西方学者主要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解释人们的婚姻进入问题。将这种理论框架放在中国的情境下进行实证检验,强调工作单位、性观念和人口流动对婚姻进入的影响,在自变量中增加了工作单位、性观念开放程度这两个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背景和个人经济能力的条件下,工作单位对婚姻进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在三资企业工作对婚姻进入具有明显的延迟效应,性观念较开放程度和人口流动对婚姻进入具有阻碍作用。工作单位、性观念和人口流动三者与婚姻进入的关系表明中国当下的婚姻进入陷于某种现代性困境。     

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人口学视角的城市化动因研究

梳理历史的脉络,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既是改革进程和工业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理解人口迁移的内在需求和迁移规律,对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联动发展意义重大.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文章运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流量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单向流动,即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农村流向城市,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迁移增速趋缓,呈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从区域看,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中国人口迁移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事实相吻合.     

西南民族地区乡城人口流动的推阻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人口流动的内在机理,从现阶段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大环境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区情出发,分析了相关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人口特征等因素对西南民族地区当前乡城人口流动的推阻作用。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匹配视角的婚姻和家庭代际分析

婚姻和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分析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利用婚姻代际匹配法对2010年人口普查1‰样本的个体数据进行了加工处理,获得以家庭结构特征为单位的人口信息,从婚姻、家庭代际关系和民族等角度,对人口流动、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了我国当前人口变化的一些新态势和新问题。     

人口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范围内发生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是我国人口流动进程中产生的特殊婚姻迁移模式。其发生的机制复杂多样。从人口流动引发的选择结婚对象的空间范围发生的巨大变化、追求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得到年青人的普遍认同、外出务工经商的未婚青年男女正处在婚恋的最佳时期、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增强、外出务工期间的艰难生存状态、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逐步开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代交通与通讯的便捷、婚姻自由权和女性的权益得到保护、户籍制度变革等方面分析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     

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资料考察了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特征,同时以"推-拉"理论为理论依据,通过构建统一的计量模型分析了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民族地区在总体数量上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但有5个省区的人口净流入量始终为正;(2)民族地区流入人口主要来自中西部邻近省区,人口流出则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各省区人口流出的目的地不仅差别大而且变化也大;(3)影响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因素及其影响力存在着明显差异。     

对新疆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思考

在新疆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教育、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是当前民族团结教育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通过"两个认同"教育,使各族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强大和繁荣,也就没有中国各民族的幸福和安康;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战斗力。该文认为,新疆应明确和提升民族教育的主题,加强族际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融合,加快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行为,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维护新疆的团结和稳定。     

“南北”还是“东西”？——湄公河地区跨国经济走廊的竞争与协调

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框架,中国六大经济走廊有两条经过湄公河地区。湄公河地区有着显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前景广阔的市场,是各大国竞相关注的焦点。中国、印度、日本都与湄公河国家展开了跨国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合作,在湄公河地区呈现出了南北和东西走向的纵横交错、交叉重叠。本文以"地缘—市场—认同"作为跨国经济走廊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印、日与湄公河国家合作建设的跨国经济走廊在湄公河地区面临的竞争,并尝试探索推进各经济走廊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和路径。本文认为,中国应与印度、日本不断深化地缘战略互信,在湄公河地区开展双边及多边市场合作,统筹推进"南北—东西"协调对接,深化"软"联通互利合作,构建深层次相互认同,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印日发展战略的对接提供积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