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社区公共服务是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对扩大公民参与,创新社区治理结构,促进社区自治功能归位具有重要意义。从属性上看,社区公共服务有行政性公共服务、自治性公共服务、互助性公共服务和市场性公共服务几大类别。要根据社区公共服务的不同属性和特征,安排多元化的供给制度,构建高效灵活的供给机制,才能确保社区公共服务效益最大化。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国家逐渐从社区公共服务领域退出。然而,在当前社区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多样化和精细化的背景下,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与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成为必然。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中扮演着服务提供、价值倡导、资源整合、沟通平台的角色,但同时也面临着合法性、信任和资源缺失、能力不足等问题。应从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三个层次同时着手,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     

社区组织化:增强社区参与达致社区发展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研究社区组织化、社区参与、社区发展的新视角.社区发展关乎社区组织化与社区参与.社区发展需要社区组织化及广泛的社区参与.社区组织化聚合社区资源,是提高社区治理的手段,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基本途径,是包容性城市建设的起点.社区组织化需要建构完备社区参与主体结构.三维角色结构认为政府是重要的参与者,并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创立者,公共服务职业者是帮助者和使能者;社区参与需要减少搭便车者,并将看门人转化为积极参与者.社区组织化过程强调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建构多主体秩序,并且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选择过程,也是各主体协商过程.     

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成都为例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应该如何管理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居住形态集中化、社区结构异质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型农村社区表现出利益诉求增多、民生诉求凸显、民主诉求增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成都以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构建促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以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带动新型农村社区民主治理水平提升;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为新时期我国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镜鉴.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责任归属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是一个具有消费的多重性质、内容的多重层次和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特征的综合体系。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各级政府以服务型行政管理方式供给、各级政府与社区组织协商共同供给、主要依托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自给服务三种方式的有机整合与联系。要保障供给的有效,必须明确各种供给主体,包括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内部体系之间、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责任归属与划分。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区域配置差异分析及均等化对策

根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拥有量、拥有率、覆盖率、辐射率、职工数等指标统计,目前我国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在区域之间存在不均衡现象.实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区域均等化,应建立科学的财政投入机制、多元的建设投资渠道和多样的设施供给方式.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责分析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但政府在社区理念、职能转变、组织建设、制度供给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当前应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明确政府职责，把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社区的自治功能有效整合，才能推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向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资源动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获得机制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应该在源供给主体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在政府职能缺位和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以社区精英为主的社区民间组织通过策略性实践,成功从政府、社区物业和医疗部门获得社区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资源,这是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日常实践的框架化、象征性话语和符号实践以及互惠性交换的资源动员技术,并依循了特定的资源动员知识、资源动员技术和动员知识的选择性运用,高度依赖于动员者的特定身份和人生经历,三者共同决定了行动者的资源动员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反思。     

社区问题初探——兼论开发区社区建设

社区问题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具体体现,具有区域性、社会性、普遍性、时代性和复合性等特征。社区问题多种多样,主要有人口、物业、规划管理、服务保障和民主自治等方面的问题。社区问题的成因非常复杂,主要应该从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公共服务生产和社区民主治理等方面进行控制。对于开发区社区建设来说,社区问题的探讨分析尤为必要。     

多中心治理: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新范式

城市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条件,传统由政府提供社区公共产品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偏好,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了通过变革政府职能、创建居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形成多中心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等措施,规避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构建一条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路径。     

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和谐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正位”为视角

社区物业管理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是构建我国和谐社区的重要一环,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介入。从和谐社区治理的角度看,在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途径选择中,物业管理市场建设是和谐社区治理的基础,业主自治和物业主体互动机制是和谐社区治理的关键,政府承担社区内公共服务、统筹物业管理和社区发展是和谐社区治理的保证。因此,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着力研究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基于对物业管理和政府职能发挥现状的分析,笔者从和谐社区治理的角度,从物业管理市场的建设、社区自治、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政府有限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对策建言。     

边缘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郊村社区治理——以浙江省T村社区为个案

浙江省T村社区是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郊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治理体制的双轨化、治理范围的村落化、组织结构的两栖化、组织职能的叠合化。城郊村社区治理的的边缘化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的制约、城郊村社区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不足、城郊村社区的现实需求。     

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茂名市城市社区建设的现状与思考——基于茂南区官渡街道的调查研究

自治型社区是一种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自主管理、社区居民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茂南区作为茂名市的核心城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茂南区官渡街道为例,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切入点,根据茂南区基层政府的实际状况进行问卷调查,探索茂名市社区自治的发展道路,从而达到在居民参与共同治理社区的过程中,为居民提供切实有利的公共服务,以促进茂名市社区的和谐发展的目标。     

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论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型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城市行政管理性社区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正在兴起,从而改变传统的社区制度的供给与创新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互动的新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组团式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基于枫桥镇的实证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经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供给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的个体供给机制和后税费改革时期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的多元供给机制三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农村公共服务日益呈现多元供给态势,但相较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创新路径加以完善.本文提出以组团式服务为路径,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并以枫桥镇的初步实践为例,总结出了一些普适性的经验.     

村庄变迁与农村新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多村一社区”案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变迁和社区理论,建立起基本的分析框架,并以某县级市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近年来,案例市"多村一社区"制度建设与实践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导致了情形各异的村庄强制性变迁,对村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者越强"、"弱者愈弱"、"强弱参半"。今后,随着"多村一社区"制度变迁转型,村庄的强制性变迁将被抑制,诱致性变迁将成为基本方式,这将使"多村一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更具多元性和迫切性,因此,必须加强"多村一社区"的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强化需求导向与供给导向相结合的供给理念,建立多通道的需求表达机制,完善两层级、多主体的供给机制。     

散居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湘中25个行政村的实证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基于湘中25个行政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散居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存在供给短缺、配置失衡、布局失当和可及性低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源配置体制欠科学和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加强散居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应着力优化公共财政投入体制和建立健全项目规划的协商机制、项目资金的筹措机制、项目建设的协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