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铃木大拙译本研究

1900年,铃木大拙以唐代实叉难陀的新译本《大乘起信论》为蓝本,将其从汉语转译成英文。译本将中国佛教大乘思想系统译介给西方,引起学界关注。文化层面上,铃木译本契合了当时的比较宗教学理路以及西方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浪潮。文本策略方面,译文在自我与他者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助推了译本的成功。铃木本人方面,译本成功的深层原因要归于其文化自觉——体现为宗教冲动和对东西方文化的体认两方面。     

略论《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本文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思想与朱熹的＂心统性情＂思想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大乘起信论》对朱熹理、气关系的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影响,揭示了中印文化心性论的不同特点。这对于理解人性、心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真如与存在：《大乘起信论》与存在主义本体论比较

《大乘起信论》和存在主义是时空相去甚远的两种学说,但二者都是以形而上学本体论为其哲学特征。从本体的内涵、世界的本质和拳体论的价值等三个方面对两种理论展开分析,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审视两种理论在形而上思考及解答社会人生问题上的共性与异趣。     

《大乘起信论序》真伪新考——《大乘起信论》翻译新考之一

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署名为扬州僧智恺作。然而,智恺是真谛的高足,文中所出现的诸多错误,不应该出自他的笔下。因而,笔者推定此文并非智恺所作,而是有人凭借《起信论》抄本上的一个题记而敷衍的,成文于唐代法藏之前。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此文中包含着一些真史料,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具体而言真谛与萧勃在一起的时间与《序》所记载的翻译时间、地点是一致的。有关承圣三年的干支问题,靖迈《古今译经图记》以及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是正确的。《大乘起信论序》所记的干支是否正确,还不能确定。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大乘起信论》对净土宗及其修行思想影响初探

《大乘起信论》作为中国佛教转型期的理论巨著,其"一心二门"思想对华严、禅、净土诸宗均产生深刻的影响。《起信论》的"真如缘起"和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作为理、事二种本体论形态,使真心本觉思想进一步成熟,进而为众生皆能成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通过一心(真如门)念佛熏习妄念(生灭门)达无念,进而起大乘之信心,入菩萨之行门。《起信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维模式可看作净土宗心性思想及往生思想理论构架的一个缩影。两种思想体系在理论架构、修行模式及处理本体与现象关系采用之径路这几方面所具有的的共性,反映了唐以降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     

念与离念--理解《大乘起信论》的新思路

文章从念与离念的角度对《大乘起信论》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念指的是心对境的攀缘,念依无明而起,念能变现和攀缘生死境界。离念指的是脱离能念所念的二元对立而归一性。《大乘起信论》上承印度佛教,下启中国佛教,弄清楚其念与离念问题对正确理解中印佛教关系大有好处。     

梁译《大乘起信论》的本觉论思想分析

该文并非对本觉思想的历史做一宽泛之论,而是集中在梁译本《起信论》本觉思想的分析上面,并根据古代各注家的思想成果,把这一分析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下进行观察。有关本觉和《起信论》文本研究在东亚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但关于《起信论》“本觉说”所讨论的深度并不太令人满意,该文仍然从近代以来中国佛学界讨论《起信论》思想问题的方式来对此问题进行论述,或许这样更可以让不同语言写作的学者进行对话。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变法思想

李提摩太是晚清时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量主张中国变法的文章,内容涉及农业、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领域。这些文章在当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其宣传中也明显表现出为英美等殖民者服务的特点。     

《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

《分别功德论》是一部失译经,旧附"后汉录".但以下语言现象表明这部经不像是东汉译经:(1)在语法方面,被动句中,"被"字式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达到22.2%,而东汉佛经没有"被"字式被动句.疑问句中,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东汉佛经;语气助词的种类与东汉佛经不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气助词是"耶",而东汉佛经是"乎";出现新兴语气助词"那"的可靠用例;反复问句"颇……不"的使用频率比东汉佛经高;特指问句疑问词语"何者"、"何等人"东汉佛经未见.(2)在词汇方面,佛经译名"阿那律"、"阿练若"、"耆婆"、"耆域"、"南无"、"岚"以及普通语词"双生儿"、"骆驼"、"算术"、"秃头"、"殊途同归"等,在东汉佛经中均未使用.据此综合考察,这部经的风格和魏晋时期的译经相近,最早也只能是三国时期的译经.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以近代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危机为例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并被赋予很强的政治含义:在西方的民族理论中,民族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政治目标,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在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以及国家主权意识的培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染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少数民族独立、分裂中国的理论依据.近代以来,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国家观念在外力的作用下得到加强,使边疆危机最终得到化解.     

论中国翻译史中的大规模“合译”传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翻译在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合译”占据了翻译史的重要一隅。以佛经翻译、《毛泽东选集》英译、马恩列斯著作中译为例,找出不同时代采取合译的共性和个性,从而增进对翻译事业的理解。     

《儒林外史》明喻翻译策略

根据明喻的定义,找出了《儒林外史》中的所有明喻,并根据对应的翻译策略将这些明喻进行分类和统计,最后得出在明喻翻译中直译是主要的翻译策略,其次是解释和转义。根据这些统计的结果分析译者使用这些翻译策略的原因,期望能给以后的明喻翻译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身体丑陋与灵魂罪恶--理查三世身体的文化解读

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既有着生理身体,又有着交往身体.他的生理身体的畸形使其周围世界不断地将其交往身体降格为生理身体,也使理查将自己的周围世界规定为一个生物世界.他的畸形的身体相反促发了他的强烈的身体体验,在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上展现出了与柏拉图哲学传统不同的维度.理查形象展示了文艺复兴复兴古希腊精神的尴尬处境.     

《茶经》文化内涵翻译的“得”与“失”--以 Francis Ross Carpenter 英译本为例

陆羽撰写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典籍,其英译本对中国茶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具有极大的价值。从典籍文化翻译的视角,重点考察美国译者 Francis Ross Carpenter 的《茶经》英译本中关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效果,并对译者英译过程中准确再现原语负载的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的得与失进行综合评价,为茶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以促进中国茶文化的有效译介和传播。     

和合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翻译和合说以哲学和合说为核心,以东方的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论、西方的四因说和存在实体说为文化底蕴,以传播学的信息传播结构为模式建构的基础,以合作、关联、顺应为操作原则,构成一个开放、动态、均势的生生不息体系。翻译和合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恒量性与动态性、模糊性与开放性、层级性与传承性、超越性与创造性。     

论霍译《红楼梦》宗教词汇翻译原则和方法

霍克斯在《红楼梦》的宗教术语的翻译上遵循的基本原则为交际原则,即以读者为主,尽可能采用英语中已有的、可利用的材料进行翻译。霍克斯在不伤及原作基本内容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目标读者缩短审美距离。对于宗教词汇首先采用了等效归化法;其次采用已为西方人熟悉接受的现有音译词,在某些不太为人所知的音译词之后,霍克斯叉加上注释;在无现有的可利用的材料的情况下,霍克斯采用意译、解释或省译的方式。在读者能理解的前提下,霍克斯也使用语意翻译法尽可能地传递了一些东方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