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直观”与质料价值伦理学

以舍勒的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分析文本,阐释了他的“质料先天”的价值内涵及其现象学的理论基础．揭示了他与康德和胡塞尔的复杂关系。“本质直观”是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理论基石,这不仅反映在他对“质料先天”价值及其秩序的理解上,也体现在他的“人格”概念中。     

懊悔、偏好与爱——试论舍勒位格主义伦理学的三重基础

舍勒的位格主义伦理学具有生存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首先,懊悔行为揭示出位格作为负罪之在的生存论本质;其次,价值偏好行为认识到先天价值秩序的存在,而价值实现行为说明只有位格才是道德价值的担负者;最后,爱在情感行为中的本原性地位说明位格在本体论上首先是爱的存在,而观念的爱的秩序则为位格实际的爱的秩序指明了方向。舍勒的位格主义伦理学是伦理学理论中的一种新范式,但对于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现象学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舍勒思想发展中的“谜”——兼评斯佩德《舍勒的伦理学人格主义》

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舍勒思想的发展中展现着三个“谜”:⑴为什么舍勒没有为他关于价值和人格的明察提供现象学的基础?⑵为什么舍勒在《形式主义》之后转向宗教、形而上学的研究,而未完成其伦理学?⑶为什么舍勒会从一神论的立场突然转向泛神论的立场?斯佩德的《舍勒的伦理学人格主义》针对这三个谜,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体现了一种追寻舍勒思想发展的连贯性的努力。结合斯佩德的论述来分析这三个“谜”及其解决,并检讨之或补充之。     

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之法学辨析

本文在主客二元法律结构和由该结构所维护的法律秩序之下，从法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在法学上的应用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结论是法学上应采用“动物福利”而非“动物权利”。最后本文对法学上的“动物福利”与动物保护学、动物伦理学上的“动物权利”之间的学科转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德国宪法学中的“客观价值秩序”

“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是德国当代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以德国基本法中“人性尊严”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原则为基础，拓展了基本权利的功能；同时将人民主权等原则转化为国家机构的具体义务；并且将宪法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有机联系起来。该理论是战后德国宪法学在价值领域的重要理论：同时也在方法论上受到批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既要防范国家公权力过度侵入私领域，同时又促使国家履行其作为义务。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再论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合理性（下）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建构在“自然秩序”和理性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是斯密“自然秩序”伦理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证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的理论抽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无论是在经济学视野还是在伦理学视野,“经济人”假设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要受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     

再论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合理性（上）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建构在“自然秩序”和理性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是斯密“自然秩序”伦理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证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的理论抽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无论是在经济学视野还是在伦理学视野,“经济人”假设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要受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艾耶尔对价值断定的界定及意义

艾耶尔作为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方式──可证实性原则，对价值断定进行分析、界定，从而独树一帜地进行伦理学研究，为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本文通过其对价值断定的界定基石及其内涵的分析，指出这种运用证实性原则把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区别开来的研究方法尽管有明显的弊端，但对解决伦理学的争论和如何促使伦理学家们对伦理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的性价值的环境权研究

环境权的研究曾经是环境法学的入门级研究课题,然而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争动摇了环境权的正当性基础,环境伦理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泛化造成的环境权主体之争让环境权研究一度陷入僵局。诉诸于工具性价值的“义务本位”的“司法中心”研究范式为环境权“环境公权私法救济”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大力实施使“司法中心”的环境权范式研究完成了历史使命。环境权的公权主位、私权补充的法律属性本质呼唤目的性价值的“权利本位”的“立法中心”环境权研究范式的回归。“立法中心”的环境权研究范式是以加强立法为根本出发点,从实体性环境私权、程序性环境公权的完善两个维度来进行的环境权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近25年来的中国公民环境权理论述评

中国大陆关于公民环境权的大辩论已有25个春秋,学者们先后提出了法律权利论、应然权利论、习惯权利论和义务先定论等四种不同的理论。未来的公民环境权理论在本体论上应当从“对号入座的理路”走向“非本质主义的逻辑”;在认识论上应当从“自然主义者的现实主义”走向“现实主义者的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应当从“先验的概念思辨”走向“实践的理性关照”。     

一种“情感伦理学”是否可能？——论马克思·舍勒的“情感伦理学”

试图为人类行为提供正当性基础的伦理学究竟是基于理性还是情感,一直争讼不已。如果说的确有一种情感伦理学,那么也就意味着必定存在一种有序的情感以及相关的事实域。马克斯·舍勒通过严格区分意向性感受活动与非意向性的感受状态,确立了一种与表象、知觉、判断等那些具有客观化功能的意向性行为并行而独立的意向性行为类别,这就是意向性感受活动。人类最直接的情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是这种意向性感受活动。在这种意向性感受活动中,直接被给予的是价值事实,或者说,价值在这里作为一种本原事实直接被给予。不仅如此,由于意向性感受行为是以偏好和爱这两种意向性行为为基础,而偏好与爱则具有揭示与打开秩序的功能,因此在意向性感受行为中被直接给予的价值不仅是一个事实领域,而且是一个有级序的事实领域。如果说价值及其秩序构成了伦理学的事实基础,那么打开这种秩序的爱则是伦理学的本原基础。不过,这种爱实乃一种理性之爱。     

论权利的伦理意蕴

过去的伦理学主要是义务伦理学,而社会伦理学可以看做是权利伦理学.在权利伦理这里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前提.对于权利与正义何者优先的问题,应当具体考察,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权利优先于正义,而从普世伦理角度分析,普遍的正义优先于权利,这也是普世伦理理论建构的价值要求.     

论师生交往中“师爱”发生的价值秩序——以霍懋征、斯霞“师爱”实践探寻“师爱”发生机制

"师爱"是教育成功的前提,是优秀教师的核心价值品质;同时,"师爱"也是教育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理论界对"师爱"的认识比较模糊、研究缺乏深度,特别是对其发生机制的研究更少。著名的情感现象学家舍勒认为,在整个价值王国中,价值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级序"。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价值比另一个价值"更高"或"更低",那么,就形成了价值秩序。价值秩序是支配一个人行为的价值品质秩序。爱作为师生交往的核心价值,教师爱的行为同样受爱的价值秩序的支配。从国内"师爱"名师霍懋征和斯霞的"师爱"实践来看,"师爱"的发生机制具有层次性或秩序性,它依次呈现为人性之爱、教育之爱,以及学生种种具体的爱,如公正、尊重等。     

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

法学理论中基本权利的功能分类为我们解读宪法规范中家庭权的内涵提供了分析框架.对应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的法”两个属性,家庭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其次,“客观的法”属性的家庭权意味着公民可要求国家建立系统完整的家庭法律体系,以维护社会的客观价值秩序.国际人权文件中的家庭保护条款为我们框定家庭权的宪法保障范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参考;公民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因应社会现实,拓宽家庭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家庭权,这也是我国家庭权保障中有待完善之处.     

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秩序”之善——“和生世界观”的现代价值

“和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经过长期的理论发展,由之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和生世界观”思想。“和生世界观”强调“人天之和”“人事之和”“人人之和”与“人心之和”,强调世界因“和”而成,社会因“和”而善。在历史上,“和生世界观”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起到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全球化、工业化时代,提倡“和生”思想,挖掘其时代价值,对于加强当代社会秩序建设,以及将物理意义的空间秩序转化为充满着“和生”内涵的道德秩序等,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安乐死”的伦理论争所忽视的方面——对“安乐死”论争的省察

由于在生命价值问题上的分歧，中西方对“安乐死”的讨论出现了一些缺憾：没有在元伦理意义上对生命价值作出全面、客观的诠释；关涉“安乐死”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责任)的争论，多从与“患-医”关系相应的“权利-义务”层面展开单向度的讨论。应当更深入、全面地探讨生命价值和尊严这样的元伦理问题，并且对“医-患”关系的权利与义务作双向度的探究，同时应将“安乐死”的讨论延伸至动物，以便为“安乐死”的实践提供更切实的指导。     

舍勒实质的价值伦理学

舍勒实质的价值学的基本特征 施特格米勒在论述现代哲学的主流问题时,突出地强调了康德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并在概括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时指出:“在伦理学领域内,康德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康德以前的伦理学始终或者具有幸福论的特征,或者是价值物伦理学即目的伦理学。舍勒认为指出由于这种试图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所有这种建立伦理学的试图是荒谬的,是康德的贡献。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形成的结构的特点,康德自己的伦理学也受到了重大的怀疑。从而产生了这样的任务,建立既避免这一缺陷、又不陷入被康德克服了的观点的伦理学。”这里,从欧洲近代伦理学向现代伦理学发展的角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