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唐神女”形象的身体美学意蕴

［摘要］高唐神女作为一个虚构的女性美形象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战国后期人们对女性美的理想要求。高唐神女的身体美学意蕴的丰富性在于，她的出场既是男权意识驱使下的女性美想象，又与人类文化中的女性崇拜有关。前者生动地诠释了“女性美的男性制造”的美学内涵，后者则反映了女性独特的性别美学优势，对女性的颂扬实质上是透过她们的美丽向人世间最美好、最神圣的精神作由衷的礼赞。     

论媒介系统与身体之关系——基于A·哈特的“媒介系统论”

［摘要］不同的媒介系统与身体形成了不同的关系,传播与身体不同的关系又构建出不同的媒介系统,作为主体的身体自始至终影响着媒介的技术、形态以及传播方式,身体及其功能在传播中的体现决定了媒介的特质与内涵;同时,媒介的发展又反作用于身体,形成了特殊的媒介身体文化。     

“身体政治”与女性农民工

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制度性因素实际上无视女性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致使她们在劳务市场这一制度性空间里遭受各种歧视与侵犯。但女性农民工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治理术里不公平的部分和男权主义宰制下的"身体政治"进行周旋与反抗。她们成为"身体的政治"之典型场所的同时,又进一步转变成"政治的身体"之积极行动者。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征

［摘要］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担负起传达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的重任，并伴随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征，可以划分为政治颂歌与捍卫新生（1949年至1957年）、革命史重塑与乌托邦想象（1957年至196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防修（1962年至1966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贯穿这三个阶段始终的，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意识从淡化到消解”的变化过程，是戏剧在走向现代的征途上，以人为本的现代性诉求逐渐被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理念压制的过程。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政治传播效果研究——以“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

［摘要］“两会”报道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关于“两会”报道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城市，“两会”信息在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成为盲点。本文以2009年“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通过实证调查，了解村民们究竟是如何接触和关注一年一度的“两会”的，着重研究政治信息的乡村传播效果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探寻目前的乡村政治文化格局如何受到由多元传播渠道所构成的政治信息传播环境的影响。     

身体与家屋空间的构建——红瑶身体的空间性及其象征研究

［摘要］“身体小宇宙”观念在中西文化中非常普遍，身体与自然空间的象征对应关系是身体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红瑶以身体为基点营造生活空间和想象宇宙空间，家屋的构建基于对身体生命特征和空间性的认知和类比。身体与家屋相互构成，家屋空间的构建界定社会秩序，后者也对身体进行了象征建构。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伦理意义及其实践

［摘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所强调的四个“更加注重”之一,这不仅对于我们继续抓住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就其坚持人本主义理念来看,“保障和改善民生”内含着深刻的“民利”理念,凸显着强烈的“正义”原则,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意义。     

一体化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二十七年时期”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研究之一

［摘要］“二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认同倾向,这与代表了先进政治文化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推行的一体化文学进程密切相关,尤其与为了促进并维持一体化文学格局而制定的各类文艺方针政策密切相关。这为今天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留下了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二程”政治哲学的超越向度

［摘要］二程的“天理”论不仅构建了宋代新儒学贯通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最高普遍法则,更是儒家知识分子争回政治话语的自觉行动。但以往对二程的哲学探讨,多停留在对其义理、心性、为学工夫等问题的阐发,忽视了二程“天理”精神的一个重要焦点,即对重建国家权威和政治秩序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多与道德问题勾连在一起,导致了对道德的理解走向多元和相对,支撑政治权威的终极依据被消解在权力斗争的藉口中,“天理”思想所蕴含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在现实处境中被丢弃。因此,如何将二程“天理”学说的现实政治指向提炼出来,而又对其内在的超越境界作出正确评价,就成为研究二程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重点。     

当前农村电影放映中的“结”与“解”

［摘要］当前农村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正步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期。众多研究文献对此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和赞叹。但发生在农村的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几乎有一半的村，并未完成国家公益电影的规定场次；有80%以上的农民还不能看好电影。它直接有悖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公正性、社会性和均等性原则，同时也为其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发现问题，厘清“结”，提出“解”，在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夯实基础，理顺关系，寻求局部的市场突破，才是当前农村电影发展的正途。     

主体的建构:库切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2003年诺奖得主J. M.库切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饱受迫害与摧残的女性身体形象,借以审视南非殖民统治、父权体制对女性身体的压迫与规训。面对权力机制加诸女性身体的种种规训,库切小说中的女性以身体为僭越工具,通过沉默的身体、疯癫的身体、拒绝凝视的身体和张扬欲望的身体等身体反抗策略,冲破种族、性别的藩篱,开启寻求自我主体的建构之旅。     

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摘要］1980年代以来，伴随新启蒙思潮，“重写文学史”运动以“现代化”的观点重构了文学史视野，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典范。1990年代，中国知识和思想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论玛丝洛娃与驹子的女性意识

［摘要］玛丝洛娃和驹子在对人生、社会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受到性凌辱,曾一度陷入迷茫和困惑。生活的磨炼唤醒了她们的女性意识,玛丝洛娃走向了没有性爱的精神之旅,驹子在与美的结合中,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她们的不同人生抉择,体现了作家的思想倾向。玛丝洛娃和驹子对女性尊严的追求与理想的幻灭,抗争与失败,说明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政治认同建设探析

［摘要］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对其所属政治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政治归属感以及政治参与过程。政治认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其中,利益认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制度认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价值认同是构建和谐社会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其实质就是不断提升民众政治认同的过程。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不断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巩固和拓展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全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中国梦”的伦理治理实现途径

［摘要］人不讲道德不立,国无伦理治理不兴。理论和实践表明,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伦理治理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欲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须充分认识伦理治理的内涵及其价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强伦理治理,进而实现“中国梦”。     

“被看的女人”——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符号学批判

运用符号学的方法 ,通过对传播事实中女性形象符号的分析 ,可以看出 ,当前媒介传播中对女性形象的处理存在着视觉化、简单二元化的趋势 ,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性 ,而媒介所标榜的“男女平等” ,无论在传播现象中还是在媒介内部都未能真正贯彻。在以上批判的基础上 ,提出关于女性传播定位的思考 ,力图营造两性平等参与、共同发展的多元的传播空间 ,全面反映女性形象 ,在差异中寻求平等 ,在平等中彰显个性 ,以期建立两性之间和谐的伙伴关系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阿特伍德的小说体现了女性的身体政治这一微观的性别政治: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女性身体是父权制凝视、铭刻与规训的被动客体。但女性身体并非父权制文化所建构的那样表现为纯粹内在性和肉体性,并非沉默的,卑贱的。女性常借助无声而有力的身体来抵抗父权制权力。女性身体的觉醒和抗争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