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四元艺术至境格局刍议:典型篇

在诗歌领域 ,诗歌的艺术至境也是多元的。中国传统诗歌“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对诗歌创作体式的影响十分具体 ,借用“典型”一词来概括赋体诗之艺术至境 ,可以充分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苏轼赋的自然性特色

自然流走是苏轼赋的鲜明特色.其表现是感情真率不矫,结撰灵活多样,文笔轻灵多变.苏轼为赋体文学注入了鲜活之气,增强了赋的艺术表现力,体现出了他的革新精神.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论苏轼凤翔时期的写景记游诗

苏轼在任职凤翔期间创作了138首诗歌,其中写景记游诗比重较大。这些诗歌描绘了关中西部的锦绣河山,表达了苏轼对关中西府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现出,了苏轼反对暴政、关心民瘼的仁政思想以及苏轼淡薄名利、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具有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在艺术上突破了此前诗歌的局限,采用了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呈现出豪放清雄的风格特征,形成了苏轼写景记游诗特有的结构模式,表现出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技巧,奠定了此后苏轼写景记游类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     

陆机诗歌用赋考略

陆机诗歌用赋主要表现为用赋之法、用赋之辞、用赋之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既涉及外在形式又涵括内在蕴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构成一套完整的陆诗用赋体系。陆机诗歌用赋是在西晋崇儒尚雅的文化场域中形成的,彰显出修辞、劝讽、用事等多维的古代文学传统,更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思想的折射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太康诗风繁缛之成因。因此,陆机诗歌用赋具有鲜明的诗学与赋学、诗史与赋史等多重意义。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试论苏轼赋的形象特征

苏轼的赋约二十五篇,除了其中六篇献给皇帝,其余十九篇基本上是言志抒怀之作。不过这些赋不同于汉代赋家旨在劝谏,也不同于魏晋文人意在抒情,而是作者不同时期里的心态流露。它们集中体现了苏轼在逆境中执着地反思人生的探索精神,艺术地表现了他对现实人生的独特的看法;也就是说,这些赋重在表现自我。这一点,使赋中的形象具有了新的特征,这就是契合性、奇幻性和浓缩性。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解析柳永赋化词

柳永为宋词大家,其着笔慢词,善用赋法,对后世词曲的创作影响深远。柳永"以赋为词",与苏轼"以诗为词"一样,于词贡献甚大。柳永变小令为慢词长调,启迪和影响了一代词风。柳永擅"以赋为词",分别汲取"大赋"、"小赋"和"骈赋"之法,兼采众长、融合并用,在词的文体特质、抒情手段和语言魅力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方式,开创一代词风。     

苏赋十题

本文首为苏赋辨伪,认为《苏轼文集》所收苏赋27篇,有两篇非苏轼作品。次为苏赋编年,二至五题逐篇考订了苏赋的写作时间。再次为苏赋辨体,六至八题分别论述了苏轼的骚体赋、律赋和文赋,认为苏赋诸体皆备,苏轼以文赋闻名于赋史,但他的文赋并不多。九题论苏轼仍以骈赋为多,着重论苏赋分类,认为苏赋题材十分丰富,含议政、纪游、吊古、咏物,苏轼不善饮酒,而咏酒赋特多。十题是比较二苏赋之异同,苏辙现存赋仅9篇,远较苏轼为少,作《缸砚赋》时年仅17岁,比《赤壁赋》的写作时间早25年。其《服菔苓赋》在当时已传到契丹,其《黄楼赋》尤为有名,杨万里甚至把《黄楼赋》与前后《赤壁赋》相提并论。     

论《诗品》“以赋诠诗”

钟嵘为衡裁古今诗人之品第，采取“以赋诠诗”的方法，首先“以赋尊诗”，提高诗体的格调，然后在品举之中体现出了“以赋衡诗”的倾向，注重用赋法观照诗歌，并进而做出相应的评价。     

苏轼诗歌中数字的对仗

学界对于苏轼诗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其作品的考证、意象分析、艺术成就、情感表达等方面,忽视了其诗歌中大量出现的数字。数字对于诗歌等艺术作品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苏轼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数字对仗现象,从数字对仗所表达的多与少的对立与统一、数字与其他词性的词语相结合所表达的含义与效果、数字在诗歌中的艺术效果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歌中的数理美。     

苏轼诗歌比喻艺术研究

宋代文学家苏轼将比喻运用得美轮美奂。苏轼诗歌中以雪泥鸿爪、西湖西子、萧散霜风等典型意象比喻为切入点,运用人比喻人、物比喻物、人比喻物、物比喻人等多种方式,通过明喻、隐喻、借喻、曲喻、博喻等类型变换,赋予诗歌以平淡美、理趣美、禅意美的艺术效果。苏轼以＂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比喻＂的创作风格,不仅丰富了比喻的文学修辞技巧,也使其诗歌有别于＂唐诗的艺术特色,开一代宋诗新风＂。     

论诗学流变中鲍照诗歌的赋化实践

鲍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强烈创新品质的诗人，他不仅把文人乐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还奠定了七言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鲍照同时又是诗赋兼工的南朝文学大家，他以赋法写诗，丰富了诗歌的表达技巧。本文主要从诗体流变、艺术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鲍照诗歌的赋化问题，为鲍照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对苏轼诗歌的推崇与模仿

朝鲜王朝时期,以宋朝为治国之典范,尊重文人,注重文采,所以朝鲜国王为代表的朝廷君臣们都十分仰慕宋朝的文人,尤其推崇苏轼及其诗歌作品。朝廷大量引进和刊发有关苏轼及其诗歌作品的书籍,供朝廷内外的文人们学习和模仿。朝鲜王朝的文人们高度评价苏轼及其诗文,认为苏轼"气节凌宇宙""文章焕星斗""诗文具神境",但同时也指出其"专尚用事""多用佛语"的问题。他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模仿苏轼作品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同时,在题材内容上也热衷学习苏轼的作品,从中吸取营养,创作出许多属于朝鲜民族的汉文诗。     

论王渔洋悼亡诗

王士稹一生三赋悼亡,写下数量众多的悼亡之作,而且别出心裁地采取七绝一体来铺陈悼亡包括的多方面内容,空前扩大了悼亡诗的容量,同时也丰富了悼亡这一诗歌类型的艺术表现力,成为悼亡诗写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苏轼诗博喻浅说

苏轼诗歌以长于比喻见称,其雄放豪纵又俊逸秀丽的诗风,往往因妙用博喻而倍增光彩。博喻最早见于《礼记》第十八《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也就是“博喻”,《学记》强调了它作为诗歌的一种艺术表现方法的重要。今人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苏轼诗前言》中生动地阐述博喻是:“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     

东坡晚期思想管窥——读《洞庭舂色》《中山松醪》二赋

刘刚同志献给吉林省博物馆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的横幅长卷(以下简称长卷),是一件稀世墨宝。它不仅对研究苏轼的书法艺术有重要价值,对研究苏轼晚期思想的发展也很有意义。过去,一些研究者都把《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看成是苏轼的游戏之作,根本未加重视。如果我们将这两篇赋的内容同书写长卷时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不难看出苏轼晚期思想的发展过程。     

“诗莫尚乎兴”——诗歌的美学特征

<正>诗歌作为反映人生表现心灵的艺术,它的本质特征除了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外,主要的是内容的巧妙传达,主体情思与生活与读者的巧妙对话。这就是把主观情思客观化、物象化,使之与想象、理解相融合,从而创造出主、客观统一,物物相谐、情景互生的诗歌艺术形象。于是,赋、比、兴成了贯穿中国诗坛二千余年的诗艺。如明人王文禄所说:“作诗不明赋比兴,犹医药不明君臣佐使也,岂得为诗?”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赋、比、兴,尤其是兴,从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律上体现了我国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集中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重要美学特征,被视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元·杨载:《诗法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