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史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评介与断想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解决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难题,也为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其一,《新探》结合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理论,建立了新的学术思想研究原理,利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方法探索中华文化原点,解决古史传说时代的诸多难点问题;其二,《新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打破学科畛域分明的界限,从远古整体文化的高度,深入地探索传说时代,重构了当时历史原貌。     

“大禹与九州”诸问题辨析

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在《禹贡》等文献所记"九州"名称具体化之前,"九州"的地域范围基本指的就是先秦文献所说的"有夏之居",且"夏后"为"九州"的对音,由此可见,"禹画为九州"的传说应当略有一些较为可信的历史素材和依据,并非为周代人的凭空杜撰。再依据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资料进行考证得知,夏族早期活动中心位于河南嵩山南北,从而对姜亮夫先生早年阐发的"冀州即九州"说提出重大质疑。战国时期《禹贡》《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等文献中名称具体化的"九州"是以战国时期存在的几个大国、古国为基础,其和"禹画九州"的传说毫不相涉。关于"九州"的讨论,众多学者往往受前期研究的影响,先入为主进而得出结论,这种"走出疑古时代"错误理论误导下的盲目信古、复古,必然给中国古史研究造成一系列新的混乱,极不利于"禹画九州"传说之后诸多真实历史信息的科学揭发。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徐中舒先生的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并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运用"澄滤"说和"素地"论对于上古时期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更具科学和理性。"古史三重证"的方法论为"澄滤"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古史辨》评议

在今日批判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应让大多数人了解《古史辨》的成果和精神，同时要端正方向，克服其破伪有余，立新不足，忽视求真的缺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符合古史传说的发展规律的。但运用不当，真实的古代历史就完全成为不可知者。分析古代传说的真实性，要与神话严格分开，并注意传说本身也有各种不同性质。“五帝”的本义，是用以表现未有朝代以前的历史时期；战国后期，泛称的“五帝”才逐渐坐实为五个前后相承的帝王。五德说与三统说各有其依据和来历，但都与古代的实际历史无关，而为战国时人以当时流行的思想比附于古代历史。老子为老聃。《老子》一书因老聃而得名，而其书晚出，非一时一人之作     

《晋语四》“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考辨

《国语·晋语四》所载一段“古说”自秦汉后颇受重视 ,近年来尤甚 ,在古史研究中影响甚巨。该篇乃纵横家之言 ,不具有“史”的成分 ,与《诗》、《左传》、《国语》其它各篇所载传说存在许多矛盾。“信”了这一说就否定了更古的说法。分清文献中古史传说的源流和简单“疑古”不是一回事 ,确定“古说”源流、判别其史料价值乃是古史研究的前提。     

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l一2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上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1923年顾颉刚先牛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从而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占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     

东周都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力作——读《东周王城研究》

东周王城是东周时期的国都,也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昭峰教授独著的《东周王城研究》,在详细梳理东周王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东周王城的地望、成周与王城的关系、东周王城的城郭、宫城及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仓窖、王陵分区、墓葬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对东周王城的系统认识,对进一步完善中国都城制度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填补洛阳两周考古系统研究专著空白之作。     

中国古史分期论要

以三位一体文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中国古代社会可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从传说时代到商代的远古社会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其文明同其他古代民族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是从西周开始的.从西周到西汉的上古社会是其经受第一次考验并得以正式形成的时期.从东汉到唐前期是其再一次经受考验并得以完善的时期.从唐后期到晚清是其定格与守成时期,同时也是它进入自足的封闭状态之时期.     

三峡麻柳沱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１９９８ 年上半年, 上海大学考古队在三峡麻柳沱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地钻探和发掘, 获得了包括石器、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骨器在内的文物１５０００ 余片 （件）, 其中完整和可复原器物１７０ 件。同时还发现了罕见的东周建筑遗迹和清代洪水遗迹, 并首次在三峡地区清理出清代旱地农业耕作遗迹。这些重要发现不仅填补和充实了以往的空白和阙如, 而且还为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三峡地区的建筑史、农业发展史、水文变化过程、巴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 提供了大信息量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天文古今 反本开新——张汝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特色

张汝舟先生系统梳理了从观象授时到四分历产生的全过程，建立简明实用的星历观，还原四分历的算法，首创史学研究中“三证合一”的系统方法。他的理论解决了汉以前天文历法中的诸多疑难问题，成功运用于西周纪年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整套理论建立距今已有六十余年，置于今天蓬勃兴起的天文学史研究中，依然是独树一帜的。文章从张汝舟先生厘清“岁星纪年”“三正论”的迷雾，阐明“中流伏内”是古人定量描述星位的方法，观象授时几部要籍的比照释读，揭开“三统历”的真相，发明四分历的修正算法等几个方面具体阐释汝舟先生对古代天文历法、古史年代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从“六马之驾”观周代礼制对东周王室的作用

东周王城遗址发掘出的"六马之驾"是东周历史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它所体现出的周代礼制从一方面说明了"东周王室衰而不亡"的历史现象,并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东周王室的历史地位给以重新认识和定位。     

《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羽翼信史"比较论

《三国演义》与《东同列国志》都崇尚“羽翼信史” ,但罗贯中的立意在小说历史化 ,冯梦龙则意在历史通俗化。两人在编纂技巧上也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