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义政思想——以荀子礼、法制度的制度伦理蕴涵为中心

相对于孔、孟的仁政,荀子的政治哲学体系则可称之为义政."义"是荀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主要具有"仁"和"中庸"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其"隆礼重法"的制度设计中,"仁"和"中庸"具体化为民本、尊君、人治与制度公正四个方面的制度伦理蕴涵.四者既彼此制约,又交互补充,共同维持着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与运行中的价值均衡与和谐,是其义政思想的主要体现.因此,荀子的义政思想实质是一种和谐政治思想,对今天的执政制度伦理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道德自觉视阈中的荀子礼法统一思想

［摘要］荀子批判性地继承孔孟儒家思想,同时又紧密结合当时国家逐渐走向统一的重要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强调道德自觉对于维持社会礼法秩序的重要作用,民众生活中的道德与价值引导是社会秩序建设的根本。荀子强调“隆礼重法”,但是,“法”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独立的环节,“法”以“礼”为前提,“礼”的本质就是道德,它是制定具体仪式法度的一般原则。荀子认为,人应该有一种“礼法统一”的道德自觉。不同于孔孟所强调的道德良知的先天性,荀子强调道德自觉是后天培养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礼法在人心不断获得切实统一,同时,通过修为和创造,人的质朴性情不断获得道德内涵,由此而成就道德人格。荀子认为,圣人知通统类,在道德自觉层面完全实现了礼法统一,他们领悟了礼义之统,化民成俗,引导社会时代潮流前进。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论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儒家政治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观念,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以民生民意为中心的民本观念;二、以强烈的君德意识与君权至上观念为主体的人治精神;三、朴素的制度正义思想。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宗法政治都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尤以其制度正义思想最为重要;去除其中的君主专制等封建政治的糟粕,它对于当前的执政制度文明建设也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综述

礼论是荀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对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进行考察与梳理,将有益于荀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对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现状的考察与梳理,发现礼法关系研究成为当前荀子礼论研究中的显学,并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研究特点:一方面,荀子礼论研究进入一个回顾、总结的阶段;另一方面,探讨荀子礼论现代价值的文献大量出现。而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尚未突破传统,缺乏问题意识。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论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意义

［摘要］借助“意识形态——制度变迁——发展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未来发展绩效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我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用的能动主义”的基本策略取向,同时又体现了我党对解决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新矛盾、新问题的主动回应与系统筹划。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完善和全面贯彻落实,我国正在经历从“增长共识”到“发展共识”的过渡,并正在通过更加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实现新一轮经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最终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的展开,必将使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意义得到充分彰显。     

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

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礼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机制中对制度正义的追求、朴素的民本意识、重视君德及君权至上的人治思想等方面。对于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及制度文明的建设来说,它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主要在于:情理结合的制度正义思想为当前制度建设提供了一定的传统伦理启示;关注民生民意的民本观念对于树立以人为本的社会政治模式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通过对其人治思想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有利于从反面推动和促成政府及政府官员从民之父母的角色意识中真正脱离出来,从而构建起一个和谐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论族别史研究与整体史观——以西北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历史研究为中心

［摘要］当前我国西北地区回、东乡、保安等几个少数民族的族别史研究当中出现了过于强调族别而忽略族际密切关系、只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而看不到她同其他民族共同发展历史的问题,文章通过对这几个民族与“回回”关系的分析,指出当前这几个民族的族别史研究必须要在整体史观的观照下,摆脱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思维,以民族关系史研究为媒介,实现其民族史研究的多领域、多视角以及多种方法、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     

土司制度下藏族传统社会秩序的法律调控分析——以川、甘、青、滇地区为例

［摘要］藏区土司法律既有历史局限性、阶级压迫性,也有社会管理功能和对藏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意义。藏区土司制度对藏族习惯法的成文化以及多元一体化产生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法与藏族习惯法的交流沟通;此外,土司法律对宗教的利用和吸收也是稳定辖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铁路、边境与现代性——以20世纪初期滇越铁路上的边境口岸“河口”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云南省红河州的河口镇是20世纪初期修建的中越跨国铁路——滇越铁路上中国段与越南段的一个连接点。随着滇越铁路的通车,河口也迅速成为最先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生接触的“前沿地带”,其发达程度远甚于同一时期的内地城市。本文通过对这一边境小城在20世纪初期的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叙述,讨论了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边境”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边境”这一概念进行了反思。     

马丁·路德和太虚的宗教改革评析——以市场经济为视角

［摘要］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宗教也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冲击。为此,马丁·路德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太虚对传统佛教也进行了改革,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然而由于“人间佛教”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了“人间佛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至今未解,佛教改革并不成功。本文从佛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基督教、佛教改革成败的原因作了对比性分析,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人间佛教”理论、使之能够积极适应现代社会提出了思路。     

跨省际少数民族“非遗”存续路径研究——以侗族为例

［摘要］侗族跨省区聚居的特点决定了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开发必须走三省区合作的道路。集三省区之力,在统一规划、布局的基础上,通过确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精品博物馆、倡导日常生活传承、培养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民间文化活动、民族文化进课堂等诸多形式,促进侗族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论记者之“优”的道德评价标准

［摘要］记者之“优”的道德评价标准,应经由高低不同层次范畴“法—道德”、“道德”、“道德—伦理”及“伦理”逐层考量。优秀与否的判断尺度,需从是非标准比较清晰的较低层次的自制要求,到强调职业价值社会共享的高层次的人性关爱与价值自审,逐层度量,越能恪守属“伦理”范畴而非“道德”范畴中的评价标准,才越接近“优秀”。评价标准体系应该辨明作为高层次范畴的伦理抉择、道义自律、准则恪守,与作为合格记者应具备的底线道德,在“优秀”品质内涵中占有的不同权重。     

论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内涵。儒家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荀子也专门写了《天人论》,其中蕴含了“天、地、人相参”等生态伦理意识,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和现代文化转生意义。     

论西南民族共生教育中“礼”之内核

［摘要］“共生教育”是西南民族传统教育的主要特征,它强调了个体生长过程中人在自然/人文关系结构中的共融、和谐,表现在三个维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互渗与共融,合一而不对立;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同一;在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上的和而不同。“礼”连接了这三个维度的共生关系,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共生教育”中的礼,其基本特征为：植根于西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礼源于俗”）、外显于礼俗社会中的器物（“礼形于器”）、操演于西南民族各种仪式性教育中（“礼融于仪”）,并具有公共性特征。     

宗教洞山良价大师的伦理思想

［摘要］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核心,也是佛教与儒家争论的焦点。佛教认同孝道,但又不完全认同儒家的孝道,而主张佛教也有更高的孝道,是大孝、真孝。洞山良价坚持佛教的孝道,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具有佛教特色的师友伦理观,丰富了中国传统价值观。     

“文艺的”与“学术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话语范式转换新论

［摘要］从1922年周作人率先提出研究民间文学的两个新视角——“文艺的”和“学术的”,到90年代钟敬文糅合文学与民俗,以“民俗文化”为话语对象,民间文学“文艺的”与“学术的”两种话语范式经历了曲折的转换过程。民间文学“学术的”研究视角,既使民间文学有了广阔的话语生成的空间,也使此后民间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偏离文学的范畴,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共同介入下,成为各学科的公共资源,但其文学本位却日渐失落。     

“社区灾害管理”的本土化策略——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自然灾害高发区。社区是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的基础。“5·12大地震”之后,由非政府组织在丽江拉市海和北川县的羌族社区开展的社区实践证明,参与式的“社区灾害管理”有助于提高民族地区的社区防灾减灾能力。此外,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着本土少数民族适应不同生境及气候变化的地方性知识。民族地区的社区防灾减灾,要群策群力,整合政府、非政府以及社区多方面资源,将“社区灾害管理”进行本土化调试,纳入区域发展框架,充分调动社区主体参与,并与民族地区减灾文化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民族地区社区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     

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摘要］1980年代以来,伴随新启蒙思潮,“重写文学史”运动以“现代化”的观点重构了文学史视野,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典范。1990年代,中国知识和思想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