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后方经济的若干关系

对战时后方经济的认识涉及若干经济关系。一是围绕战时后方经济领导体制而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带有明显的地方经济中央化和中央经济地方化的两重特征。二是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地方经济史与抗战经济史在概念与视角上存在的某些差异。三是战时经济的区域关系。由于战时经济的影响,传统的长江上游经济区经历了战时后方经济区到战后西南经济区的调整与变动。     

从列宁《怎么办？》看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政治基础。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科学划分央地权责、抓好地方干部建设、加强央地合作联系四个方面,为正确处理我国的央地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是我国首要的政治关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为了建构良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应时刻注意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中央对地方的统率领导,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动态平衡;同时,要抓好地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央地工作职责,强化央地交流联系。     

制度差异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博弈分析

为了寻求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路径,运用制度创新和制度性差异理论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分析认为,由于初始阶段条件的差异,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会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地方政府也会采取不同的均衡策略,由此形成了制度变迁路径的不同选择,最终造成了区域间制度差异;而区域间的制度差异对各区域的经济绩效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区域经济的差距。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体系，它包含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力分配关系、金融关系、经济管理权限关系等方面；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权力配置关系、组织关系等方面；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立法关系、司法关系等方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则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规则形式，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一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中的任何一个关系发生变化，都会不同程度的使这个国…     

低碳经济语境的政治学分析

低碳经济在政治上是一个"全球公地"问题,其本质是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乃至整个文明形态的变更,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会遇到市场失灵、局部民主失灵和世界政府缺失的"无路可走"等政治困境问题,低碳经济语境下的政治出路主要在于政治理念塑造的理性化、政治合作路径的全球化和政治领导操作的引导力.     

对推进地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科学发展的探索与思考

加强地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做好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当前地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人手，分析总结了做好地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探索地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科学发展新路径的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探讨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上,不能再反复使用收权放权调整,而应当实行适当制度化分权,用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为此,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权,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动因探析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再分配,是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而采取的区别于中央集权的路径选择。其在我国的实行受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最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体制内部没有清晰界定纵向间的事权、财权和人事权。本文即是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从内外因两个方面重点对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地方分权改革的动因进行详实的论述。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探讨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上，不能再反复使用收权放权调整，而应当实行适当制度化分权，用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为此，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权，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经济思想之歧异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的经济思想有较大歧异。董仲舒是集权政治的拥护者 ,力主中央从经济上集权 ;贤良文学是地方势力的代言人 ,主张相对活跃的商品经济。这种歧异与当时统治阶级从尊崇《公羊春秋》到尊崇《谷梁春秋》是一致的。     

分税制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分税制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石佳能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实行的分税制，重塑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格局：分税制按税种将收入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按照事权把各项支...     

基于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地方经济管理创新研究

［摘要］地方经济管理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下，地方经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出发，提出地方经济管理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依据统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提出了地方经济管理机制的创新方向和具体路径。     

过渡时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博弈及其经济效应

中国渐进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向地方行政性分权战略,形成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格局,造就了地方政府独立的经济利益。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再是简单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对等博弈主体角色。地方政府业已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目标取向的经济主体,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不仅对经济资源在二者间的分配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格局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间接的经济效应。     

论地方行政规章的基本特征和建章原则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为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中央行政规章制定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规章,加强对国家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决定规章可以作经济案件的判案依据,这就向我     

我国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共同利益和共性需求是区域间经济联动发展的基本动力.通过对我国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现存障碍的分析,提出了构建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动力机制的路径选择,即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三个角度来构建我国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的推动机制;同时,还应构建我国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信息传播机制和约束机制.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     

对中观经济搞好治理整顿的几点思路

一、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在治理整顿的宏观经济政策既定的情况下,能否搞好中观(地方)及微观(企业)经济,首先取决于是否树立了正确的经济工作出发点。中观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着眼于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在全局与局部的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否则也就谈不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格局了。所以中观经济工作再也不应搞本位主义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了。我们的对策应建立在自觉的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基础之上,所谓“与中央     

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与政治忠告

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经历了初步产生、广泛运用和逐步成熟三个阶段,其核心是:政治与经济是辩证统一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利用政治统治去发展生产力,这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政治举措;促进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甚至是最大的政治,对之若不能从政治上予以高度重视,就是在刻意地淡化或败坏政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政治上对人的统治也将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表明,经济对于政治来说永远是决定性的基础。但绝不能以此作出经济决定一切的结论,因为决定性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而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灵魂,经济与政治相比,政治要占首位。若政治统治尚面临危机而无力维持,更遑论经济目标的实现了。这是列宁留给我们的政治忠告,牢记这些忠告对我们从政治上求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述毛泽东经济领导思想

毛泽东经济领导思想主要包括：（一）经济领导，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明确的指导方针；（二）经济领导，必须要重视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三）经济领导，必须要注意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四）经济领导，必须要强调民主化和科学化；（五）经济领导，必须突出以人为中心和责权利相统一；（六）经济领导，必须要正确对待外国经验，注重对外开放；（七）经济领导，必须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八）经济领导，必须不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