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转进与词风嬗变——湖湘“二刘”交游唱和考论

刘永济与刘异皆为20世纪旧体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湖湘文人。1928—1943年间,“二刘”交游密切、唱和频繁,刘异也因此成为湖湘师友群体的代表人物。“二刘”三次主要的诗词唱和及其留存的50余篇唱和作品,表现出内容上以书写国事与民族感愤为主,形式上多采用题序与自注等的重要特质。这些作品,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一代文人的心灵,而且有效促进了刘永济对“梦窗”与“苏辛”词风特质的融会,为深入探究刘永济文学思想及其词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证。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从《国朝三家文钞》之编选看清初文风之转变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因宋荦与许汝霖编选《国朝三家文钞》而得名。三大家的古文标举唐宋,主张革除晚明文章流弊,开创一代新风,这与编选者宋荦的审美理想相合。但宋荦编选三家之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上呈御览,以歌颂康熙数十年“隆文治”之功劳。因此他剔除了三家文中有关社会政治等在其看来不够温柔敦厚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人对“醇雅”这一特定文风的认同与追求,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三家之文态度的变化,导致了三大家地位的此消彼长。从三大家地位的前后对比中,我们可以寻觅清初文风转变的某些端倪。     

曹尔堪艳词略论

曹尔堪是明清之际柳洲词派盟主,其词风一向以"清"闻名,而其艳词却历来为学者所忽视。其艳词根据内容,可分为宴饮狎伎和闺情伤怨两类。宴饮狎妓之作不仅显现出词人受晚明俗艳词风影响的明显痕迹,而且体现了词人词风转型期词作交杂多种风格的复杂性。而从其闺情词中,则可强烈感受到在云间派影响下的雅化倾向。正是这种雅化,使其后期的清雄之风有效避免了流于叫嚣的弊病,预示着清代艳词对温柔敦厚之诗教精神的回归。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林存阳著《清初三礼学》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年学者林存阳博士撰著的《清初三礼学》一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清初三礼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专家学者编纂的“明清史研究丛书”之一。以往学者对于清代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学的研究,多囿于少数人物及某一方面,未能做出全面系统的梳理,《清初三礼学》一书,则侧重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出发,     

心灵之桥从此飞架

2006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初三（15）班的美术课内容是“测风仪器模型制作”。按惯例，课代表都会在课前“报到”一次，帮任课教师拿一些教具。因为那天该班的美术课代表临时有事，所以找了一个同学替代。他很准时来到我这里，之后我便让他拿了测风仪器中的一个零件，告诉他放在讲台上即可。[第一段]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明清洲田与芦课制度的运行

明初，在镇江至九江的江洲上就近砍割芦苇，由工部执掌，以上供物料的方式供应朝廷之需。由明迄清，长江中下游的江面芦洲经历三次重大制度调整：第一次，弘治元年（1488），主要针对镇江至九江段芦洲。南京工部设立芦政主事，在剥离各类芦洲后，对大部分芦洲征收芦课，正式确立芦政制度。其间经历芦柴的折银化等过程，芦洲之征亦从上供物料转变为“课”；第二次，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重新整饬芦政体系，芦课以原额的方式仍由南工部执掌，其他大部分芦洲租课上交户部管理，充作边用，此次清查涵盖整个长江中下游江面芦洲，在此过程中，“洲”变为“洲田”，但由于芦洲仍然保持着官有属性，芦课的“租课”性质并未改变；第三次，自顺治三年（1646）开始，芦课在江宁芦政衙门专司与地方官征解藩司间数度摇摆，至康熙十年（1671），最终形成全归户部管辖，由地方官征解藩司的格局，芦课由“课”转变为“杂赋”。     

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叙录

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共得30种,其编者和编纂过程、宗旨、体例,以及这些总集的特点、评价、流传、版本与存佚状况等,一一皆可考论。唐代唱和之风甚盛,士人所重,结集之多,为后代所不及,其中以君臣、郡邑府主与幕僚之间的唱和为多,反映出君王对诗词唱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诗词唱和逐渐成为士人文学艺术交往的方式之一,对后代诗词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及其诗歌创作——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中心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从大和三年（829年）起至会昌六年（846年），历经19年之久。创作活动可以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主线进行研究考查，此期作品已不见早期兼济天下、关注民生、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处处可见的对当下苟安现状的满足，是对物质生活的享乐及追求，作品中充斥着“纵酒”、“醉舞”、“狂歌”、“追呼”、“大笑”、“谑浪”等字眼，已失去了唐诗阔达明朗、玲珑蕴藉之美，这一现象为宋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变革的依据和范例。     

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苏门”晚期交游考述

“苏门”交游晚期,成员之间的现实联系十分稀见,代之而起的主要是隔绝环境里的独自追忆,但此时仍有几次重要的群体性唱和活动。这些群体唱和大多不具备互动关系,而带有追和的性质,从交往的层次来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群体思想与情感基础上的潜在交往或神交,是“苏门”群体内聚力的外在表现,也是“苏门”后期存在的显著标志。     

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的商品赛会

举办商品陈列所和各式各样的商品赛会（即早期的博览会），系张之洞在上一世纪之交督鄂期间所推行的经济措施之一，也是其湖北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张之洞与湖北早期博览事业的发端及其对后世深远影响的粗线条的勾勒，可见张之洞以其开办商品陈列所、劝业场等实际政绩，在两湖乃至中国倡导了商品赛会之风。晚清湖北一度在经济发展上领先于各省，并在当时的早期博览事业中建树良多，实与张之洞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和“开风气之先”不无关系。     

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研究

石刻唱和诗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刊行与流传，也是诗文唱和活动的凝定，它融人、事、景、情于山岩石壁，是“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典型。石刻唱和诗文多以诗摹景、以景解诗，形成诗景互观的模式；石刻唱和诗文常借景联结唱和，以诗和群，唱和相勉；同时，将唱和刻之于石，使得“唱”与“和”相长相发，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交流传承与生发。品评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既能深刻体会诗中所咏所叹的景、人与文，也能感知文与景背后的石刻意趣与氛围。     

试论宋仁宗朝前期文人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

北宋仁宗朝,文人雅集唱和活动频繁,唱和诗作特征突出。本文考查宋仁宗朝天圣、明道年间,洛阳文人集团的普明寺后园避暑吟诗会、龙门之游诗歌唱和、嵩山之游诗歌唱和、会隐园会吟这四次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其诗歌内容,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其次是政治抒情,再次是友谊之作;在诗艺上,尝试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手法;唱和形式以和韵、次韵、依韵为主;在语言上,清新流丽;体裁上,以五七言古体为主,都蕴含着诗歌发展的新质。     

论朝鲜李朝与中国明朝外交中的辞赋唱和

在朝鲜李朝与中国明朝的宗溇交聘活动中,两朝使臣除诗歌唱和外,辞赋唱和也很频繁。其辞赋唱和的酬的形式, 接受并延续了“祖骚宗汉”的中华赋学观,提高了朝鲜汉文赋的艺术成就。在文化上具有彰显本国物情和颂宣明朝上德两重意涵: 前者呈现出“尚实”的特点, 后者则既展示“事大”之诚, 又表现为对中华文明的服庡和认同,并导扬其“衣冠文物,一同中华”的民族自信,洮盖了多重表意功能。     

1849年越南如清使臣与清朝伴送官唱和诗刍议

1849年越南使团如清岁贡,成员中有越南世称“超神适圣（阮文超和高伯适两位顶级文人）”组合中的神,即名人阮文超,此使团却常被忽略。沿途他和另外两位使臣与中国清朝伴送官员之间频频用要求最严格的步韵方法进行诗歌唱和,至今很多唱和诗已失佚,目前只收集到二十七首,但谨借此略陈管窥之议,反映中越两国诗歌唱和传统和越南文人的汉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