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代诗人诗歌选》前言

一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以众多的作家、丰富多采的作品,为中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整个国家一部分的山西,在这一巨大贡献中,也起了一定的、应有的作用。远在四千年前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时代,在今天的晋南一带,已流传有不少诗歌,虽然《卿云》《南风》《击壤》等歌,多出后人之手;“明良”“起熙”诸章,载于     

“詩言志”探源

在我国上古的氏族社会里,除了神话传说之外,最早的文学样式便是诗了。我们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为了适应劳动与生活的需要,曾经创作了大量的原始歌谣。然而,产生于当时的实践过程而能够流传至今的,恐怕是难以见到了;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散见于各种文献典籍和古人有关诗的论述的零散材料中一些少量接近原始的歌谣。譬如,相传黄帝时的《弹歌》,唐尧时的《击壤歌》和《蜡辞》,虞舜时的《卿云歌》和《南风     

缶是一种什么乐器

缶，是一种什么样的古代乐器？先说。缶”这个字，按《说文解字》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次提到击缶。如李斯《谏逐客令》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句。其义为，秦国饮宴时，贵族士大夫们往往在喝到半醉时，以击瓦缶、拍大腿来打拍子而歌。     

邵雍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

有宋一代,理学盛行。理学家们在经营道学之余,也常常吟咏一二,因此也形成了一个理学诗派。其中有一位特别喜欢写且产量也多的,就是《伊川击壤集》的作者,北宋理学大家邵雍(尧夫)。《伊川击壤集》20卷,存诗1583首,比朱熹还多200首,是宋代理学家中存诗最多的。《伊川击壤集》中有不少好诗,有的吟咏性情,描绘自然风光,真情感人;有的寓哲理于情景之中,富有理趣,并且他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暤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项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邵雍“击壤三千首”考论

北宋著名学者邵雍自称其诗有三千首,而现存其诗集《伊川击壤集》不同版本均仅有一千五百多首,还应有一千五百首,但未见其中。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和目录记载了邵雍另一部不为学界所知的著作———《前定数》,书前共有两序,其一为邵雍之孙邵博所书。该书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易数内容,而我们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前定数》,其诗共存一千四百九十三首。两者相加诗的数量不仅与邵雍所称相一致,而且《前定数》在内容和语言等方面与《伊川击壤集》和《皇极经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荀子》“庄(足乔)起楚分而为三四”和《楚辞·九歌》(上)

《楚辞·九歌》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情况下写作的?它关系到十一章歌辞的作者、目的、性质和内容理解,是研究《九歌》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学者,对此作了很多努力,在许多见解中,孙作云《论国殇及九歌的写作时代》(《开封师院学报》1956年创刊号)我认为是比较可取的。孙先生以《国殇》“壮杀尽兮弃原野”,“平原忽兮路超远”,“援玉枹兮击鸣鼓”和“子魂魄兮为鬼雄”四句为依据说:歌辞“专言战败,而且败的极惨”;“其地必去     

朱天心访谈录

正访谈者:司方维被访者:朱天心(1958—),台湾著名女作家,作品有《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等。时间:2010年10月22日地点:台北希罗斯咖啡司方维(以下简称司):老师几个月前出了新书《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我们就从新书谈起吧。老师的新书是写中年爱情的,这个应该不是您和唐诺老师,你们感情是很好的。既然您的生活不是这样,怎么想要写这样一个故事呢?     

“民歌亲切地伴随着历史”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它在人民生活中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心理、审美情趣和风土人情。民歌是民族音乐的基础，民歌的起源问题也就是音乐的起源问题，是民歌发展史上关键性的第一步。民歌源于何方？一说起源于人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吕氏春秋》说帝尧时代有一位音乐家，他“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有人则错误地归结为统治者个人的作用，“王者功成作乐”（《乐记》）；传说中有皇帝的乐官伶伦，他“听凤凰之鸣，以制十二律”。因凤凰系子虚乌有之物，且又说“取竹……而取吹之以黄钟之宫，”而…     

楚辞长语

《离骚》中“启九辩与九歌”之语，注家已指出歌与辩皆为古乐，但辩何以为古乐，意者《世本》有“帝喾乃令人拧”之语，辩读若拧，正谓两手相击尔。《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实亦读若抻；《诗小雅》“弁彼赛斯”读亦同耳。《湘君》中“吹参差兮谁思”，参差指排箫，曾侯乙基出土实物可证。《河伯》中之“乘水车兮荷盖”，犹吴语之“出辔头”。     

读《诗经·周颂·噫嘻》篇

本文据《噫嘻》篇产生的年代、场所及历史条件,提出了《噫嘻》篇是周成王举行藉田典礼时喝赞成王的颂歌这一全新的观点。对诗中所揭示的劳动者身份地位问题也作了着重探讨,同时对《噫嘻》篇诗文训诂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缕。     

千古一梦:谈“黄粱梦”

“黄粱梦”出自唐代著名传奇作家沈既济的名作《枕中记》,约作于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被贬官期间。就各方面影响来看,堪称千古一梦。《枕中记》今传《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二本,异文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黍与黄粱之别,后者便于在诗词用典中遣词造句,因此最为流行。《枕中记》的基本思想是人生如梦,这是古人基于人生经验形成的一种人生况味和哲理思考,这一思想导源于道家。《枕中记》脱胎于《搜神记》和《幽明录》中的焦湖庙柏枕故事,作者大大扩展了思想内涵,表现出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失望乃至批判,对追逐功名富贵的自我否定。但大梦难觉,说到底所谓人生如梦只是失意者的失落、迷惘、无奈。由于黄粱梦的巨大影响,古人在邯郸附近附会出卢生入梦之地黄粱店,并建吕翁祠,古来题咏极多。而在八仙信仰普遍流行的背景下,将吕翁附会为吕洞宾。     

祝愿语的形式和意义特征

现代汉语祝愿脚本的语句,通常是含有标记词X的兼语句式,可以分为典型式和非典型式.其中的典型标记词X是:祝、愿、祝愿、祝福等,非典型标记词X是:让、希望等.     

浅析哈萨克族史诗歌手“吉老”

“吉老”是哈萨克族民间的古老史诗歌手,是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等古老民间韵文长篇作品的再创作者和演唱者。“吉老”与吉尔奇、阿肯等民间说唱艺人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吉老”不但是民间文学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承者,而且是统治者、领导者或捍卫本部落利益的勇士。“吉老”这种史诗歌手的出现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历史条件不无关系。     

论竹林七贤的“无意为文”

阮籍、嵇康诗之无题化现象说明竹林七贤无意为文。这种创作态度的理论基础是嵇康“性动说” ,性动说的本质是任自然。无意为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师心使气 ,其长处是情浓言简、新颖独特 ;短处是“漫衍”。七贤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激活了其原始诗性精神 ,导致其创作既有玄言文学 ,也有忧生之作 ,后者奏出了正始文学最强音     

论江泽民与时俱进思想的涵义与哲学依据

与时俱进是一个由江泽民同志概括提出的、当今中国社会出现频率极高的新概念。它的直接涵义是指与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并引领时代的发展。用这4个字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时俱进思想有其深刻的哲学依据,它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真理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笔耕》佛教词语校释

《桂苑笔耕集》记录了唐末不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保存了许多我国正史失载的原始材料,是今人研究晚唐历史和晚唐文学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华书局出版了党银平先生的校注本,其中的校注偶有可商之处,文章考辨了几个佛教词语,以希能为该书的再版修订提供参考。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先锋"的变迁与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并演变的“先锋诗歌”,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内部之间的差异不一而足。当我们在今天来谈论“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时,不能不考虑当代中国20多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先锋”在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可能已经不再具有先锋的意义与价值,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对“先锋”的理解与张扬有一个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也许,真正有意义的话题是,诗歌如何赋予匮乏的时代以启示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