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伪时期辽宁省的鸦片专卖政策

晚清以来，鸦片烟毒问题成为近代社会的主要弊病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取代英国，成为向华贩毒的主要国家，并且越演越烈。沦陷时辽宁地区的鸦片专卖政策是日伪毒化东北人民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地区特色。我们再现历史原貌，能够警示民众，坚决抵制毒品的侵害。     

20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广州湾的鸦片走私活动

广州湾是法国在东亚鸦片贸易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在有名无实的"自由港"制度下,鸦片贸易实为鸦片走私;随着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政府的鸦片专控方式从专营转变为专卖,鸦片走私逐步从商贾走私走向官方走私。官方的长期隐性或直接的参与是广州湾毒品走私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毒品走私严重地扭曲了广州湾的经济体系,也是法国在东亚殖民大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本世纪一十年代日本对中国鸦片和吗啡走私机构的形成

在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日中战争(1937——1945)、太平洋战争等侵略战争中,鸦片政策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日本的鸦片政策始于其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所采用的鸦片专卖制度①。若以此为第一阶段,而将经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出现的日本对中国鸦片和吗啡走私机构的形成作为第二阶段,那末通过这个准备阶段,而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开展时期,则处于第三阶段。本文拟就“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鸦片政策产生的条件和本世纪一十年代日本对中     

论日本在华北的毒品政策及其危害

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后,大肆推行"鸦片专卖"等毒品政策.华北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把其罪恶的毒品政策推行到华北,在华北伪政权中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实行鸦片专卖使毒品生产、交易公开化、合法化,并广设烟馆,诱迫人们吸食毒品.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推行的毒品政策是其整个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危害.     

民众党及台湾人民的鸦片反对运动

日据台湾时期总督府的鸦片政策,是日本殖民榨取台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而台湾人民自鸦片政策实施开始,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随着台湾民族民主运动性质的转变,出现了以民众党为中心,台湾各界的反对鸦片新吸食特许运动。此运动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并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因此,对总督府鸦片政策的影响更加显著。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经济政策在1937年前后之变化——以农业政策、鸦片政策为例

1895-1945年间,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占领50年。在前30年中,台湾成为日本的原料产地,但随着日本在台湾的政策中心发生转移,开始由农业转向工业,使台湾成了日本的＂兵工基地＂,执行着殖民地对宗主国应尽的使命。进而为了保证台湾青壮年的健康体魄以备战争之需,鸦片政策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渐禁政策＂转向＂断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元不包含着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鸦片隐喻——以柯勒律治的《忽必烈可汗》为例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不仅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期,也是英国国内鸦片消费迅猛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与鸦片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文章以最著名的瘾君子之一柯勒律治为例,解读其作品与鸦片的关系以及鸦片意象的隐喻涵义.在诗人的笔下,鸦片对身心的负面作用被弱化,相反,鸦片成为浪漫想象的源泉与诗情的催化剂.     

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初探

鸦片种植、交易及过境是民国时期右江地区独特的经济现象。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对鸦片采取寓征于禁的政策,利用鸦片的经济作用,为根据地、为红军服务;利用鸦片的反作用,做好禁烟宣传,排除鸦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不良影响。     

日军在山西的毒品侵略

侵华战争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所实施的屠杀、掠夺、放火的“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属于战争“硬式”手法,那么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火量种植与贸易。     

伪满洲国统治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行政机构及其演变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起严密的殖民统治体系,其中,有关殖民统治的机构是其殖民统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治蒙机构,并进行了数次调整;在地方,废除了盟旗制度,设立了兴安省和兴安分省,并实行以任命制为主要特征的新旗制。     

日本侵华时期伪满洲国的战略地位及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整个东北,扶持成立了伪满洲国。基于伪满洲国与日本这种特殊关系,试图从伪满洲国角度分析,其在侵华战争中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战略地位非同一般。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伪满洲国是日本的物资供应基地;二是伪满洲国本身的战略地位。从而揭露伪满洲国实质是日本控制下的殖民政权。     

1923-1937年日本毒祸山东述评

在1923-1937年山东权利归还中国期间,日本并未停止毒化山东的活动,只是方式由公开进口毒品和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转为走私进口和秘密贩运制售毒品.在日本驻济南总领事和警察的纵容包庇下,日本侨民以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在山东各地大肆贩运制售毒品,严重地毒化着山东社会,给山东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

宋代是专卖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这一变革反映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在直接专卖制下承担专卖品运销,分夺专卖利益;而在间接专卖制下则主要承担缉私、监管商人营销等,难以直接分夺专卖利益.中央从地方政府手中集中利权的重要手段就是吸纳商人在更多的经营环节中取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职能演变的基本趋势是退出专卖商品的直接经营,转而维护专卖制度的运行,专卖利益不断集中于中央.与唐代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专卖系统相比,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的形成

抗战时期的食盐专卖制度 ,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是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为国民政府出台食盐专卖制度提供了借鉴 ,而现实的需要则促进了食盐专卖制度的形成。食盐专卖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及英国对华鸦片政策的确立

鸦片是危害近代中国人的一大毒瘤,而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则是这一毒品的保护伞。本文通过分析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情况,英国政府对鸦片走私认识的转变过程,以及鸦片贸易对英印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从英国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确立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的原因和目的,因此就从侧面说明,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起了主要作用,应负主要责任。     

粜界制滥觞新探

榷盐,亦即食盐专卖,是中国历代王朝经常推行的一项财政搜刮政策。封建国家往往垄断食盐经营,建立一整套制度、则例和法令——即所谓“盐法”,对食盐的产制、收储、转运和销售进行全面、严密的控制,使盐业走上一条由国家干预而畸形发展的道路。在国家专卖的过程中,食盐流通(运销)领域形成了一种严密而特殊的制度——粜界制。这种制度又称为“引岸制”、“引界制”,它严格限定食盐的销售区域,规定盐商只能把各种食盐分销于特定地界,相互不准逾越。即所谓“凡行盐以商,商有世业,行有地限。其转输于各省者,先纳课而后领运,各按应行之地,随时价而销售之。”     

从1858年到1906年间的《申报》看近代上海的鸦片吸食环境

近代上海,吸食鸦片是一种＂社会风尚＂。人们购买、吸食鸦片毫无愧疚感,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穷苦市民均参与到这一行列中。鸦片买卖给上海市面带来一片虚假的繁荣。为了可持续性的征税,清政府对鸦片征税也慢慢地＂上瘾＂,更加刺激鸦片的买卖与吸食。各色烟馆进行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申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种植、贩运猖狂,成为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鸦片泛滥的重灾区,社会影响甚巨。涪陵鸦片的泛滥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鸦片利润丰厚、鸦片为军阀的主要财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造成了良田锐减、米价上涨、人口减少、票号发展等后果,涪陵鸦片的泛滥给涪陵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