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的焦虑、尴尬与超越——兼谈转型期"底层写作"问题

"底层"这个概念一般是指农民以及农民工、工人以及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底层写作"的意义不在题材方面而在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公平、正义的关系问题.90年代以降的底层写作,开始正视并尊重农民对自己乡下人身分的焦虑不安及改变身分的渴望,正视并尊重农民工与城市平民生存的艰难与自足自得的生存感觉,正视并尊重国企改革中工人对所谓"工人代表"身分的拒绝与对改革进程中公平、正义的要求.底层人民对自己权益的日益自觉的争取,与过去那种"为工农服务向工农兵学习"的伪工农兵姿态划清了界限,标志着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平民以及知识分子作为觉醒了的"个人"(公民)自救自立自强时代的开始.     

当前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将变得越来越突出 ,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起着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的作用。因此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关系到我国农村广大农民的生存与发展 ,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 ,文章针对现存征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客观的分析 ,找出症结 ,以期对征地制度的改革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被征地农民的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被征地农民日益增多,出现了一系列与其相关的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问题,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为了营造和谐健康的社会风气,必须对农村被征地家庭存在的法律问题加以预防和解决。通过对被征地农民的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界定,分析农村被征地农民存在的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的危害后果和成因,提出解决被征地农民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的建议及具体措施,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为营造和谐、文明、健康的农村社会风气做出贡献。     

关于征地补偿标准合理性的探讨

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是引发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应该实践人本主义和公平理念。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忽视了对农民作为人的补偿，没有充分考虑农用土地对于农民的多重效用。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应该包括对被征地农民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生活环境需求与发展需求的补偿。实施合理征地补偿标准需要的条件保障为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建立促进利益补偿的相关保障机制以及设立征地补偿基金并落实持续补偿资金来源。     

从斯科特的视角看底层政治的逻辑

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以人类学和底层视角研究以往属于政治学、历史学或社会学范畴的农民政治,并将对“农民革命”的关注转移到对“农民日常反抗”的分析。以斯科特的视角为出发点,结合斯科特对农民日常反抗理论的论证,考查底层政治的运行逻辑。首先,大多数底层反抗不体现在公开的权力舞台上,而是在权力背后;其次,底层农民对试图将其生存状态合理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底层具有“去神秘化”的能力;再次,日常政治是支配与反抗关系的微妙平衡,底层政治在这一关系中展开,底层通过日常反抗形塑自身的政治主体性。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

文章在对土地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共时关联性分析以及城市化、征地补偿安置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历时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做出回应。在土地承担保障功能且土地保障与养老结合最为紧密的宏观背景下,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是我国征地补偿安置长期存在的显著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通过土地重新分配或非农就业安置间接承担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责任,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利益;但在市场化转型时期特定的政策内外环境系统中,由政府主导进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责任分担结构内部,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养老责任的"后撤"同时意味着非正式的和制度性的被征地农民个人养老责任的"强化"。被征地农民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现实情况下,只能主要通过自我积累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养老需求,并最终导致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的发生,且因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而更加严重。     

征地制度的国家视野 ———评《地权的逻辑域》

正征地拆迁天下第一难,围绕征地制度争议不断。学界主流认为,征地制度存在根本缺陷,应该加快改革进度。相关研究从三个角度论述:一是农民的角度。认为征地补偿制度没有考虑农民的土地权利,及生存和发展问题,带来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及社会保障无着落问题,引发失地农民的反抗和社会不稳定。二是国家的角度。认为"以地谋发展"模式弊大于利,它加大了地方财政和金融风险,带来土地利用本身的不节约,易引发土地投机和土地腐败,     

转型期征地问题的三重逻辑

征地矛盾是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征地由一种普遍现象演变为社会问题,是征地制度体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被征地农民互渗型利益表达这三重逻辑互构与耦合的结果。制度体系的碎片化构造了征地现象问题化的外在环境;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对碎片化政策“理据”的选择性运用使征地问题凸显和激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互渗型利益表达使征地利益博弈过程趋于策略化和复杂化,导致征地冲突问题频繁发生。鉴于此,应以征地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征地政策的碎片化,以法治化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和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通过征地利益行为的分类治理等措施预防和化解新时代背景下征地现象的“问题化”趋势。     

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当代中国农民跌宕起伏的遭遇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与百年来中国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张弛之变紧密相连。围绕着中国农民历史创造者的动力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策略,关于中国农村的变革形成了两种不尽相同的解释路径,一种是＂抗争/底层社会＂的线索;一种是＂权力/文化＂的线索。前者在描述底层政治的显性特征和回应转型政治的突出特点上保持了足够的敏感性;后者则试图揭示基层治理的特征及其社会结构的基础。     

土地征用中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土地征用问题研究评述

征地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失地农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将土地征用问题置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三维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并沿着土地制度、农民集体利益表达与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三条路径对我国学术界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述。作者认为，在认识征地问题时，应当采用一种综合的观点，将以上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同时，还应当注意土地征用中的“程序”正义原则与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土地征用问题的本质。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讨论了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即补偿标准不合理、征地补偿费用分配中截留现象严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等;然后,提出了解决办法,即不管是征收还是征用都要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并按照土地新用途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在征地补偿费用分配中,要合理协调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最后,对今后的征地工作提出了一点设想,即在非公益类用地中,要让企业或用地单位与农民集体直接谈判,商讨土地价格,而政府则只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完全退出,在公益类用地中,政府可以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监督,与农民进行谈判。     

论被征地农民与用人单位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考量要素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于土地被征收被迫进城务工，他们正经历着由农民到城镇劳动者的角色转换。由于自身思维模式、劳动技能以及社会认同度等多维因素的影响，被征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往往成为社会低成本劳动力的主力军。在目前全球供需失衡，中国经济结构不得不转型以求持续发展的环境下，以往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转型的阵痛引发的资源配置的变化、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加剧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与严重依赖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内在紧张关系。这些因素都干扰着被征地农民与用人单位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如何应对此种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关系的冲突，平衡各方利益，构建良性互动、充分双赢的和谐劳动关系，是目前政府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论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障碍与对策

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是被征地农民通过参与征地程序、表达利益诉求、意图影响政府征地决策的行为。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有利于政府形成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建设。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存在制度性障碍、组织性障碍和参与能力障碍等现实问题。扩大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要完善政府征地程序、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政治参与能力。     

农民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我国征地制度改革

运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框架从失地农民可行能力视角对我国征地制度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征地制度框架下,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总体上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恶化、社会机会不足和防护性保障缺失三个方面.指出应该提高农民的可行能力,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具体措施应包括: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改善失地农民的经济条件;改革征地补偿费分配制度,保证失地农民得到足额经济补偿;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投入,给失地农民提供充分的社会机会;重视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逐步建立覆盖农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提高对失地农民的防护性保障;改革征地程序,保证被征地农民参与征地过程中的重大决策.     

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的保障

近2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集体土地大量被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上升;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城市化不仅只是土地非农化,农民居民化,要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必需尊重和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维模式来探讨农民的土地征用问题。     

基于农地经济价值功能的征地补偿价格研究——以江苏省泗阳县为例

当前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的矛盾凸现出来,在现行政策与制度框架内,征地价格严重扭曲,引发了集体上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各方关注。近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提出制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对现行的扭曲的征地价格进行矫正,探讨更加科学合理的测算征地区片价的方法,为新的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利用农地对农民生活所具有的直接的经济价值功能分析,并对这些功能价格进行合理量化,最后加总来计算征地区片价,即农地经济收益功能价格、就业功能价格和养老保障功能价格之和,并以江苏省泗阳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论土地开发模式与"人的城镇化" ——兼评征地制度改革问题

国家大规模征地奠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也产生出农民失地、征地冲突等社会问题。人的城镇化本质上是农民脱离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对比珠三角、苏南和浙江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同的土地开发模式深刻地影响当地的城镇化形态。珠三角地区由农民主导的开发模式滞缓了农民的城镇化,苏南地区由政府主导的征地开发模式促进了农民的市民化。站在人的城镇化角度看,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合理性。     

土地争议的政治分析——以X市Y区农村社区为例

当前土地争议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其表现是因农民土地权益受损而引发的信访案件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土地争议涉及四方利益主体,即:被征地农民、村(社区)组织、开发商、基层政府,不同主体关系形成不同的争议类型,每类争议主体在利益目标、行为模式和政治特征上均有所差异。土地争议的表现是利益之争,实质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与交换,根源是现代执政理念的缺失和制度建设的滞后。树立现代执政理念,改革征地制度,健全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建立争议协调裁决机制,将有利于土地争议的防范与化解。     

征地补偿制度与失地农民边缘化关系研究

农民失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针对我国目前失地农民普遍存在的收入下降和就业问题,提出失地农民边缘化的观点.在对我国建国以来征地补偿制度变迁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特点;从土地征用的政府垄断权、征地补偿价格以及就业安置等方面分析了征地补偿制度与失地农民边缘化的关系;提出解决失地农民边缘化问题的核心不是征地补偿价格的确定而是安置和就业,而安置和就业的重心是解决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