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研究——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后期,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和中国经济学界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借鉴西方国民收入研究理论与方法开始研究中国的国民收入问题。其中,研究成就最突出的是留美经济学博士刘大中和巫宝三,他们以1933年为中心,估算了1931~1936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并对中美国民收入状况作了比较研究。由于处在战时经济状态下,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当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它丰富了民国经济思想的内容,是中国经济学走向近代化的新步幅。     

危机下四万亿投资计划的短期作用与长期影响

运用国民收入乘数理论估算4万亿政府投资的短期贡献,并据此论证该计划寄望于世界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复苏.然则从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特征上看,这个希望十分渺茫.再从中美救市方案的支出结构对比看,4万亿投资缺乏应对中国经济痼疾的长远考虑.而4万亿投资的深远影响在于,它是对市场经济改革理念的极大冲击.概言之,4万亿投资计划是一个寄望于世界经济快速复苏的权宜之举:收益是短期内稳定了经济和社会,代价是牺牲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与导致市场化改革理念的可能退步.     

证券市场投资与投机刍议

对投资与投机的研究,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这一假定基础上,认为理性人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能对一切信息进行正确的加工和处理,核心内容是"有效市场假说".现代金融理论则是建立在"羊群效应--心理对决策的影响"基础上的.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性理论及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扩大建设规模实现区域覆盖的建设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警示。文章着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度"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适度性的观点。首先,在古诺模型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公路为例,采用中国各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交通基础投资建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化,将超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经济产造成不利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适度的程度能够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再次,在适度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最优路网密度模型,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均衡的关系。通过运用部分OECD国家的国际数据估计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适度规模,以此评价中国各省市路网密度的适度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状况,其中西藏、新疆等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而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旅游型城市海南则出现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情况。最后,提出建议: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避免盲目的进行规模扩大化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化,注重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提高中国交通基础施设整体水平。     

FDI是“清洁”的吗?——中国东部和中部省际面板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急剧增加,中国环境的承载力受到严峻挑战。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和环境竞次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七个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东部和中部的FDI的"清洁"程度进行检验。虽然各省FDI对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相比较而言,东部的北京和中部的黑龙江的FDI是比较"清洁"的。     

效率与路径:"新基建"投资驱动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投资类别与投资空间双重异质性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紧迫要求.从剖析"新基建"投资如何影响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入手,选取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新基建"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新基建"投资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不同投资类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新基建"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新基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空间集聚特征,投资集聚程度由分散到密集的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抑制—强促进—弱促进"的非线性效果;"新基建"投资除了能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外,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资源配置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不同类别的基建投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     

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研究-----基于经济惯性视角

以经济惯性理论为基础,对中国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按照经济惯性系数矩阵将西部地区12个省及自治区分为四类:宁夏为第一类,甘肃和西藏为第二类,云南为第四类,其余地区为第三类;针对各类地区经济惯性特点提出适宜西部发展、优化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的方法和措施。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国民收入剩余转化

近代中国是处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根本性特征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国民收入剩余转化的途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就国民收入剩余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及其特征展开实证分析,并就其生成机制的障碍原因从一个新的视角进行剖析.     

投资与增长过程中的就业问题

关注于投资在就业与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对既有文献归纳的结果表明,有两种观点存在:投资会促进就业(促进假说);投资不能够促进就业(无效假说)。使用河南省各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假说成立,而无效假说不成立。研究结果意味着,在劳动力迁移视角下展开分析是合适的,已有的研究因不能够清楚设定这样的分析背景,故而导致了相互矛盾的结果。     

融资约束、营运资本与公司投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文章通过在附加现金流的简化型Q模型中引入营运资本投资变量以解决现金流的多重角色问题,对融资约束假说进行了深入检验。从实证角度研究厂商面临融资约束时营运资本和固定资本投资行为存在的三个可检验的预测:①如果厂商固定投资对现金流的过度敏感性反映其受融资约束程度而非遗漏的投资需求变化,则营运资本投资的估计系数应为负数;②面临融资紧约束厂商的固定投资对营运资本存量的变化应更敏感;③如果忽略营运资本的作用,可能会低估现金流波动对固定投资的总量影响。文章应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结合我国经济制度特征,运用工具变量法、以资产报酬率等替代托宾Q、估计动态投资方程等方法证实了上述预测,从而为融资约束假说及其数量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解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包括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国内投资、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95年第一季度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国内投资、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资本扩张型"和"出口导向型"特征;国内投资和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内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大于国内投资的贡献.     

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在当代经济活动中,投资不仅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密切相关,而且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实现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文章通过对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周期性变化特征及其相关性的分析,论证了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调是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不成等比例变化的根源,并对其做了理论解释.     

资源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激烈,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型OFDI的影响效应不断增强。运用引力模型研究2006—2014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各投资动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资源寻求的特征,中亚市场规模正向影响中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但劳动力成本和双边贸易对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极为迅速,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本文就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和阶段检验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选取了中国1982-2009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并运用对外投资绩效(OND)指数,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次,本文选取1982-200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数据,以及2003-2009年间各省区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IDP理论),就中国以及中国不同地区海外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已经处于第三阶段以及中国东部地区已经越过第三阶段进入到第四阶段早期的结论;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高速发展的趋势。     

近代中国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1910—1936)

通过重新整理近代中国消费统计资料, 并根据经典消费经济思想和理论, 对近代中国的居民消 费进行经济学逻辑和实证分析可知: 近代中国的居民消费依序受到人口总量、 人均收入、 消费品价格、 滞后 一期的消费惯性和政府消费五个方面影响。 其中, 人口总量、 人均收入和滞后一期的消费惯性每变动 1%, 居民消费总额会相应地同向变动 1. 64%、 1. 22%和 0. 11%; 价格和政府消费每变动 1%, 居民消费总额会相 应地反向变动 0. 16%和 0. 11%。 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表明, 在总人口没有大的波动的条件下, 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是一国居民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两个直接影响因素。     

近代中国总需求变动的宏观分析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进程.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处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总需求发生很大变化,它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1887年至1936年的49年间,近代中国总需求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但其上涨并非直线运动,而是呈波动不居的逐步上升趋势.个人消费需求、民间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需求是影响总需求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个人消费需求是总需求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消费支出由于总量甚微,对总需求变化的影响较弱,投资需求对总需求的波动影响明显.中日两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而总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尽相同.     

中国公共支出及其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结合布朗和杰克逊对实证研究批评意见的改进性检验

公共支出不仅受到国民收入的影响,而且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本特征密切相关。运用动态计量经济学工具,结合布朗和杰克逊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批评性意见,依据中国的数据对影响公共支出的因素作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就国民收入与公共支出的关系来看,中国的情形与已有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除此之外,中国公共支出还要受到劳动力参与率的显著影响。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梳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即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出口贸易互补;在进一步研究中国对东盟不同动机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发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效率寻求和市场寻求两种动机,并且随着效率寻求型OFDI和市场寻求型OFDI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不断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效应分析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入手,利用现实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增加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我国贸易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