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川西北“族姓”、边政与宗教关系

［摘要］大姓与小姓的“族姓”之别是明代史家区分川西北族群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影响明代前期川西北政教格局的潜在因素。受“族姓”的族群归属约束，明代前期川西北番人内部的本土政治表现为大姓与小姓的合纵与纷争，并对川西北的政局演变与族群分布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渗透到川西北宗教信仰领域。明代川西北宗教格局的主要特点是“道教”与“僧教”的并存与交融。汉文文献记载的“道教”与苯教关系密切，有别于“僧教”，两者的差异性在不同“族姓”的族群与政治纷争中被有意突显出来。宗教信仰虽然具有跨“族姓”的影响力，却并不是大小“族姓”区分的真正依据。     

汉番之间:明代川西北边地的卫所关堡

川西北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交流沟通的廊道地带。明代川西北卫所关堡的通道性质非常显著,维持松潘南路和东路的畅通是明代在川西北边地统治的关键。卫所关堡与川西北边地族群的互动频繁而深刻,边地族群对通道沿线关堡的袭扰,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生计性的劫掠或索取,这本质上是由川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边地族群的生存境况以及当地汉、"番"力量的消长决定的。川西北边地卫所具有土汉混编、军政兼辖的特点,经过明朝的长期经略,卫所关堡体系在民族关系调控、道路拓修、区域市场建构、人口迁徙、"教化"施行等方面促进了川西北边地社会的发展变迁。     

清代理县“土屯”制度

清雍、乾之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过大规模的“改上归流”。但在川西北藏族地区的“改流”仅有杂谷脑和大小金川。它是四川藏区“改流”较早,而又较彻底的地区。然而,这里的“改流”却较为特殊,系以土屯制代替土司制。本文试述理县土屯制度。 改土设屯的原因 理县位于川西岷江上游崇山峻岭之中。改土设屯前名保县,改设土屯制后在旧保县城(今理县薛城)设理番厅同知,故更名     

民国时期理番四土、五屯之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

透过对于特定时代和学术背景的理解,本文以民国时期川西北理番四土、五屯为例,描述和解读了该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阐述了当地各族群渐渐纳入现代国家视野的情形.本研究认为,在族群区域研究的视角中,应重点关注清季以降、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研究与实践,此研究路径既可弥补族群实体论和族群建构论阐释力的缺陷,又可更加清楚地展示中国族群的历史与现状.     

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商人型传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为到达拉萨使西藏的民众皈依天主教,成为首批进驻汉藏边缘滇西北一带的西方人.1854年,罗勒拿(Charles Renou)以"汉商"的名义,在紧邻云南北部边境的西藏察瓦龙境内的崩卡谷地主持传道,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着重讨论了当地民众对法国传教士及新宗教的反应,揭示了滇西北边地复杂的族群关系、地方政治、经济和宗教形势.     

边缘族群三撬人婚姻生态的社会人类学分析

三撬人是居住在黔东南黎平县、锦屏县交界区域的一个独特族群,是一个在地理区域上、文化上、经济上都处于边缘状态的边缘族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三撬人的婚姻主要在族群内部选择,其婚姻生态是平衡的,当三撬人突然被置身于一个完全开放的全球化、市场化社会中的时候,则导致了其婚姻生态的严重失衡。三撬人婚姻生态的失衡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不平等现象。     

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

1935-1936年国共川西北内战时川西北土司(官)除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外都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这种"一边倒"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川西北土司(官)一边倒地支持国民政府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共过"左"的苏维埃阶级政策.川西北土司(官)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稳定,但在具体策略上又有灵活性.南京国民政府既利用川西北土司(官)"协剿"红军又心存戒备,川西北土司(官)想借"剿赤"扩充自己实力的愿望未能实现.     

关于川西高原旅游业“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思考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与相关产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相互支撑、融合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和旅游相关产业的统筹协调发展已成为时代要求。旅游业作为川西北地区重要的支柱产业,对相关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巨大,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休闲产业、农牧业、加工业以及生态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在新形势下,川西北旅游发展不仅需要以旅游线路整合沿线旅游资源、统筹协调沿线地区旅游发展,还应构建区域性旅游发展平台,整合区域旅游资源、统筹协调区域内各种旅游要素配置、推进区域旅游整体协调发展,实施"线路统筹"+"区域统筹"的"双统筹"发展战略。     

岷江上游石棺葬族属探讨

关干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问题,曾文琼同志认为属于古僰人(濮人)。(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四年一期)。笔者本着党的“双百”方针精神谈点不同看法,请大家指教。 最近四十多年,先后在我省的阿坝、甘孜、凉山三个自治州境内发现石棺葬(石板墓)。它分布在北抵岷江、金沙江上游,南到滇西北的民族走廊地带。在岷江上游地区,从松潘县以南,西北到黑水县色尔古,东达茂汶的甘沟,西到理县杂谷脑河两岸,南到汶     

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空间差异性研究

基于清末民国旧方志、新中国建国后编修的新方志、东亚同文书院的饮水调查以及民国档案中的饮水统计，对近代四川123个城市的水源结构作了复原。以“四川”或“地貌区”为空间级考量，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以井水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北部，以河水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东平行岭谷与盆周边缘山地，以溪泉为主的城市散布在盆周边缘山地、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地理环境与取用便捷性是影响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主要因素，涵括“地下水位高低与凿井难易度”“城市是否濒临江河”“城市濒临江河干流或支流的差异”三个方面的影响因子。     

族际居住隔离:边缘族群三撬人的迁徙落寨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三撬人是因清代清水江流域山地开发而由湖南靖州锹里地区迁徙至黔东南黎平、锦屏两县交界区域的边缘族群. 三撬人的迁徙落寨和族际居住隔离模式,既是这一区域间资源竞争中必然结成的合作、区分、对抗的一种物质化的隐喻形式,也是其族群生存必然采取的一种文化保护和文化表达形式. 多族群共生环境中的族际居住隔离模式,既是族群边界区分的一种形式,也是建构族群认同的一种必然形式.     

川西北水稻生态区及其高产技术模式——水稻再上新台阶探讨

水稻是川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1989年区内600万亩水稻亩产已达516.7公斤。如何使本区水稻持续增产,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是摆在全区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本文就川西北稻区的特点,提出划分水稻生区,分区制定高产技术模式和采取相应组织措施的设想,以期有利于本区的水稻增产。1.川西北稻区的特点和水稻生产潜力川西北稻区在北纬30°20″～32°28″,东经103°～106°60″之间,海拔在280～900米之间     

川西大禹文化认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兼论作为地域文化黏合剂的始祖神话

中国各地的活态神话资源,是构成乡土文化情结和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川西地区是大禹神话资源较为富集的地区之一,区域内的大禹神话分属不同的族群,对应于不同历史时期,神话资源整体上呈现出复合型、多层次的特征。大禹神话在多样的历史情境中发挥了促进羌汉民族交流,联结入川移民群体的作用。从晚近历史上川西地区大禹神话资源凝聚区域文化认同的功能来看,充分利用各地域的中华神话资源,有助于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和文化复兴。     

试论明代对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

明代的川西北民族地区,系指今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今绵阳专区之平武、北川等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川西北地区的历史,是以藏、羌为主体,包括着汉、回等族在内共同发展的历史。 明朝在川西北民族地区推行的政策,出发点虽然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但它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     

清水江流域的森林开发与多族群社会的建构——以边缘族群三锹人的迁徙落寨和生计方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森林资源开发成为清水江流域开发的主流,一个围绕木材贸易而形成的市场体系和生产体系已然形成,吸引各种人群参与到商品市场的资源竞争中,到清代中后期建构起了一个多族群社会.三锹人就是积极参与这一区域商品市场进程的边缘族群.三锹人的迁徙落寨和生计方式表明,僻远蛮荒的山地区域,一旦置身于商品市场中,其人口承载量和张力都会得到扩张和放大,不但会建成一个有充分包容度的多族群社会,而且,这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在商品市场进程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400年来,相对开放的木材商品市场及创造的经济效益,是清水江流域森林可持续开发的根本原因.     

羌区美食“洋芋糍粑”及其英译问题

饮食非小道”,舌尖上有大文章,尤其是涉及跨文化传播中的相关问题时。“洋芋糍粑”是川西北羌区民间美食,也被今人视为羌族饮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得到四方游客青睐。由这道乡土风味饮食之英文翻译引出的话题,在当今人类文化交流语境中并非孤立的个案,其中涉及的族群情感、乡土遗产、符码传译、文化理解等问题亦绝非“小道”,值得饮食经营者、旅游从业者和文化研究者好好琢磨。     

关汉卿杂剧中的族群意识

关汉卿是中国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之一.关汉卿所生活的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族群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族群意识的杂剧作家,在其作品中,关汉卿为不同的族群人物添加了不同的感情色彩.对汉人族群,关汉卿持肯定和认同的态度;对其他非汉人的族群则持贬低和排斥的态度.其中,在对待女真人和蒙古人的问题上,态度又有所区别.     

川西北牧区旅游资源持续开发利用探讨

川西北牧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市场需求旺盛,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本文针对川西北牧区旅游业发展现状,探讨旅游资源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