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度论》对“菩萨禅”的论述

《大智度论》立足于“诸法实相”，以阐明大乘菩萨思想及六度等宗教实行为目标。对菩萨禅的论述，是其重要内容。菩萨禅的最大特点，体现在“菩提心”上。菩提心是菩萨禅区别小乘禅的标志。修行菩萨禅的原理，是“从空法起掸定”，即是把“空”和合各种具体禅法而修。在修行过程方面，本论所主张的是渐修。禅定的目标是证悟实相，以“无生法忍”的证得为“菩萨禅”的出借阶段。在其高级阶段，入金剐三昧，用“一念相应慧”得一切种智。     

禅观影像及其超越

禅观作为佛教宗教实践的主要方式,包含了许多的具体内容.其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证入禅定,得到智慧的现量境界,最终得到解脱,证得涅槃.禅观的具体内容,也即禅修者思维和观察的对象,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具体可分为有形象的对象,如不净观等;以及无形象的对象,如四谛观、唯心识观、实相观等.这些对象在唯识类经典中统一可以称为"影像".影像的本质,根据唯识的理论,就是心的种种显现.禅宗追求直接契入佛性和涅榘,不借助于任何的思维、观想,不执着于任何的影像.实际上当下超越了"影像".契入了实相.     

禅宗的决定之趣与见道

本文论述了禅宗抉择正见(决定之趣)与修行见道之间的关系。决定之趣是对大乘究竟胜义的决定趣向、是于所缘境究竟印持的决定解、是屏蔽歧途的佛法正见。依决定之趣而见道所跨越的三重境界:第一,理解力的境界。理解力本身不存在跨越凡夫世界的可能性,但与其伴生的慧观力及信解力,尤其是决定之趣的力量可以实现这种跨越——见道是理解力的尽头,也是决定之趣的直接正受;第二,由决定之趣成熟引发见道。"决定之趣"源自佛心,顺应佛果,与见道是依果起修、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同一属性不同质地,同一范畴但有高低。在修行过程中,决定之趣作为"相似胜义"是指明圣道唯一方向的决定性正见,是防范修行过程发生歧变、偏离正道的根本保障。若决定之趣已建立,无论当下还是他时,见道必定无疑。第三,决定之趣是以法界为本位,修行由见道的作用而进入并亲证法界。这条修证路径的关键,依汉传佛教禅宗的教授就是"万善同归法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从祖师禅到生活禅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中国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吗?

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也有挑战这一共识的异见,认为中国禅不是印度哲学和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旁支别派,而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嫡系正宗。重新审视国内外关于禅的性质和状况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实践、终极目标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印度禅和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和论证,旨在从概念性视角找出中国禅与大乘佛教和印度瑜伽的哲学思想及修行实践的相异之处,从而对中国禅是否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通过对禅宗作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的基本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禅是本土思想依托外来佛教而产生的全新宗教与思想,在根本上不是源自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中国流派。     

般若中道与无得正观——佛教的实相论与根本禅观

本文从中国佛教三论宗的创立者吉藏用"无得正观"来总结佛教的教观出发,以"无所得"为主要内容对佛教的实相论与根本三昧做了结构性的梳理,指出"无所得"是佛教般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贯穿大小乘佛教的中心思想,从四重二谛、圆融三谛和无分别智三个层面,分析了无所得的内在逻辑,指出"无所得"的思想对佛教各宗各派的深远影响,认为理解这一思想对从总体上把握佛教教理和禅观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性、佛性与艺术心理 --佛学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二题议

佛教修行中的"观想佛相",实际上是诱发宗教的想象和幻觉,用佛的形象引起信徒的敬畏,而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一种形象思维的训练,因而其方法论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是可以相通的.中国佛教信奉的是非位格的神,因此,有"自力"说的提出,即主张修行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修行者为中心;他们认为众生都具有"佛性",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自身蕴藏的佛性挖掘出来.道生和禅宗的"自力说",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中重视主体能动性的趋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包含值得今天挖掘利用的思想资源.     

从“平常心是道”看白居易平易浅俗诗风

胡遂在《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平常心是道”是中唐时期禅宗代表人物马祖道一所提出的重要禅学思想。白居易由于与马祖道一洪州禅系人物来往甚多，在思想上受其影响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在诗歌创作的内容、题材与形式诸方面有所表现。“平常心是道”是禅宗六祖慧能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所提出的禅宗修习法门。所谓“平常心”，其实也就是一种寄寓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世道人心。     

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在“无”之思中相遇

海德格尔思想与大乘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起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对关注无之问题的根本追问中,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达到了某种内在精神的契合。海德格尔通过追问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的问题,试图超出形而上学而开显非自我同一性的存在之真理。大乘中观哲学则依缘起法而批驳一切外道理论并彰显空有不二的中观法门。无对海德格尔而言是自身遮蔽的澄明,对大乘中观思想而言则是有无双遣的中道观照。据此而言,海德格尔与中观思想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虽然路径不同,言语不同,但是在对无之问题的澄清中,在显示出思的任务与事情。     

道一禅师与中晚唐福建禅宗南岳禅系

马祖道一是有确凿记载可考的南禅宗僧人入闽传法的第一人。道一入闽传法，使南岳怀让群系较青原行思禅系先传入福建并获得迅速发展，为福建成为我国晚唐南排宗活跃之区奠定基础。     

初期瑜伽行派之止观要义——"七觉分"的完满开展

本文依《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中的止观要义而作诠释分析。毘钵舍那与奢摩他有共通性与差异性。共通性在于,两者都能因专注于所缘境而得三昧,证身心轻安;差异性则在于对此所缘境的有分别作意与无分别作意。禅者不但要修止,也要修观。修止可以得定,也可以打下修观的基础。慧证来自修观,必须修观方能得慧。但倘若没有修止工夫,那么观力是十分微弱的,无法达到对法(实相)的胜解(印证)。反之,倘若行者不先行于十二分教闻思熏修,系念法义,而只是一味锁定所缘境而修止,那么即使止成就而映现定中影像,依然无法印证实相。初期瑜伽行派的禅观学理,还是十足的定慧综合修行观,从头到尾紧扣佛陀的十二分教,作为修习止观的基础。若配合《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以观,这可区分出四种所缘境事:以契经的蕴、处、缘起等相应教,作为善巧所缘的范畴;当然还可依于对治麤重烦恼的需要而修净行所缘;修止不脱此诸范畴,是为事边际所缘境事,修观亦然;因圆而果满,止观成就的境地,就是所作成办所缘境事。这正是不共世间的出世道净惑所缘境事。这完全符应《杂阿含经》中定慧综合的禅观教学,也是七觉分的完满开展。     

永明延寿“性宗圆教”思想研究

"性宗圆教"是延寿"禅教一致"思想的核心,其根本含义是"无相真心不变随缘,与一切法不一不异",该思想以融通性、空、相三宗为特点,其主旨是"以心为宗",而其依据的主要经典则是《华严经》和《大乘起信论》,这是他深受宗密和澄观影响的结果。通过研究延寿的这一思想可以看出,其立场是"性宗",并强调"性宗"对空、相二宗的兼容,其目的是试图用"性宗"切换掉"空宗"在禅门中的主导地位,进而为针砭唐末五代禅宗时弊提供理论基础。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圆悟克勤的实践佛法

［摘要］实践佛法才是圆悟克勤禅师的宗风,这一点本不待言,但因为圆悟禅师是宋代禅宗宗师中妙手著文章的杰出代表,是“文字禅”潮流中的弄潮儿,《碧岩录》的研究风潮日益兴盛,因而容易被掩盖。圆悟禅师并没有为禅宗立下更多的奇特之处,他的禅法,仍然是对于唐代禅门“无念”等要点的默默实践,是对“直指人心”的具体运用。他解释公案,并非要在教理上有所建立,或以此来融通宗门和教下的言说,而是禅宗接引人的方便。正是因为他不囿于教理,因而深得临济禅法的大机大用,尽显一代禅师的风流。     

魏晋佛教对老庄“自然”说的理解与运用

"自然"作为老庄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魏晋中国思想界的基本概念与词汇,对当时的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佛典翻译中,"自然"可以作形容词、副词、名词,有"自己""单独""不求师""自然而然"等含义。"自然"具有肯定义与否定两方面意义,从肯定方面来说,与"般若波罗蜜""空""无所得""实相""本性"等同义;从否定方面来说,主要是印度外道的"自然无因论"。"自然"在僧肇、道生的思想中都具有形而上的特点;但是,在慧远的思想中是用来论证因果报应的必然性,"自然"具有"自然而然"的意义。     

浅析神秀禅法及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神秀为禅修大师,年轻时即志向高远,决意超越俗世,因求禅而拜东山门下,一生身体力行,现身说法,而不落言筌;其为人宽厚待人,严于律已,处世宠辱不惊,为早年儒家正统教育及后来息习禅定揉使之然;其主要禅法"观心"、"无念"继承道信——弘忍禅法并日益精进,实为"东山法门"正统继承人;开北禅一派,使禅风影响深入京洛,是禅宗史上一代大师。但由于慧能禅系的诋毁、打击,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神秀本人因重禅修而轻著述,也给后世研究增加了难度。本文试从其生平及各典籍相关记载中对他进行深入了解,从其人生经历入手,探讨其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主要思想,力求一窥神秀本来面目。     

《禅林宝训》禅修思想述评

编纂于南宋的丛林宝典《禅林宝训》,在禅修之道方面 ,不仅继承了传统佛教止观定慧及惠能禅宗无心、无念的禅修方法 ,而且依据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挑战 ,提出了“以道德正心”的修心法门 ,突出了道德伦理在禅修中的地位和作用。《禅林宝训》这种儒学化、伦理化的禅修思想 ,不仅适应了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潮流 ,也是中国禅宗心性化之后的理论必然趋势 ,更是为了扶救宋代丛林戒律不持、道德不修之末法禅弊。     

西方净土与人间净土的统一与互补——永惺演霖的思想与实践

西方净土与人间净土的统一与互补是20世纪以来汉传佛教的重要主题。往生西方净土与建设人间净土是永惺一生自行化他的双重使命,是其佛教思想与实践的集中体现。在永惺看来,建设人间净土是汉传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往生西方净土是末法时代最为契机的法门;大乘佛教的菩提道是西方净土与人间净土的共同基础;人间净土的建设是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资粮,念佛法门是实现人间净土的重要途径。永惺所创建的西方寺不仅是香港著名的净宗道场,也是弘扬人间佛教的中心。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