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明末清初部分华人皈依天主教原因分析

明末清初,在欧洲传教士的带动下出现了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在这次接触过程中大批的上层知识分子皈依了天主教。文章意在探究这些士人阶层皈依天主教的真实原因,并希望能够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基督教徒皈依的原因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利玛窦在内地的第一所教堂位置考

1583年，天主教传教士历尽艰难，终于获准在中国肇庆居住，至此，天主教再次在中国内地传播。仙花寺，即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这段历史，记录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初期的全部历程和艰辛，它在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察，提出今天位于肇庆市区西江河畔崇禧塔旁的一座两层楼古...     

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记述,将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西方,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传教士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传教士个人、组织、国籍及传教目的、传教活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时间大致在清末同光年间，先有商人带入，后有传教士传教，义和团运动前发展缓慢，以天主教为主。义和团运动之后至宣统年间是这一地区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天主教的数量和范围都有较大的发展，基督新教开始传入。民国前期这一地区的天主教稳定发展而基督新教却走向衰落。其原因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基督教自身的渊源以及陕北民间信仰的价值取向有关。     

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活动考

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藏地区并且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摩拉维亚传教士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呈现出与天主教传教士极为不同的面貌,他们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和书写打上了深刻的新教烙印。由于时代原因,摩拉维亚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的描述和评论普遍存在负面化甚至妖魔化的倾向,摩拉维亚传教士的活动所带来的西藏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极不均衡。不过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藏民族中传教的历史也为研究近代以来的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疾病的隐喻:清前期天主教传播中的医疗文化

清代前期伴随天主教逐渐深入民间传播,其在民间医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传教士不仅通过施药治病以换取社会好感,直接吸引民众入教,而且通过围绕疾病所建构出的一系列社会想像,在民间社会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争夺宗教传播空间而展开激烈竞争.在传教过程中,天主教的圣水、十字架、念珠等物品及各项圣事仪式的驱魔治病功效,曾经被传教士与教徒有意识地加以放大.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之间的仪式对话,是天主教医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清代四川天主教史拾遗(一)

清代的四川曾是天主教会积极活动的地区,四川天主教曾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札记的形式,概述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历史、清代四川教徒的分布情况及教区的形成由来,四川天主教徒的墓碑文,以及个别传教士和教徒活动情况,通过这些宝贵的个别片段,反映清代四川天主教活动某些情况,重构四川传教史     

明清之际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的评介

本文根据明清之际来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留下的文字资料,考察了他们对当时中国人的评介,并进行了简要的点评。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罗勒拿滇藏传教史略

罗勒拿是巴黎外方传教会(MEP)的传教士,他从1847年便致力于探寻到西藏传教的途径,于1854年从滇西北潜入察瓦龙,创建崩卡传教点,成为清代第一个进藏开辟天主教社区的西方人。1858年和1865年,西藏噶厦政府两次用武力扫除察瓦龙的教会势力,传教士逃往云南,这成为天主教在藏边怒江、澜沧江流域建立诸多新传教社区的起点。因此,无论在西藏或云南的天主教史上,罗勒拿都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目前所见有关罗勒拿和藏地天主教的研究,多未能系统利用清朝教务教案档中的记载,以致相关的论述或失之简陋,或谬误甚多。有鉴于此,主要依据清档中涉及罗勒拿的史料,在参考有关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将该传教士在滇藏边界传教活动的史迹加以梳理,并借此厘清19世纪中叶天主教向西藏传播的基本线索。     

清末川滇藏交界带之盐井“腊翁寺事件”起因分析——兼与保罗和觉安拉姆商榷

有关清末西藏盐井"腊翁寺事件"的起因,保罗和觉安拉姆认为:由于盐井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所引发的管理上的混乱、设立盐厘局与腊翁寺"不应"、天主教的进入引发宗教间的冲突是导致腊翁寺该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是,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充分梳理并密切结合实地调查调查资料,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建构并分析"腊翁寺事件"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末在川边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巴塘事件的影响和腊翁寺、边军对经济利益(盐税)的追求才是引发该事件的三大重要原因。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西方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宗教革新与反帝爱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省三自革新运动研究

新中国建立伊始,与西方国家联系紧密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得不在新政权之下做出抉择,若要求得生存,必须因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实行自治、自养和自传三自革新运动,彻底划清与外国的关系。基于此,甘肃省也展开了三自革新,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控诉和自我控诉。通过这场运动,一批违法传教士被逐出境,传教士创办的医院和学校被政府接办,天主教和基督教逐渐被纳入了新的政治网络之中,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国家政权得到巩固,民族尊严进一步提高。     

19世纪的湖北教案

(一) 利用宗教为侵略中国服务,是欧美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远在明末清初,随着殖民侵略者的东来,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如何大化、穆迪我、费乐德等就来到湖北,建立起湖广教区。18世纪初,清朝康熙、雍正皇帝连续发布禁教令,禁止西方传教士在内地和沿海传教,将传教士一律遣送出境。许多传教士不服从禁令,转移到偏僻山区继续从事传教活动。据说,当时武昌、安陆、襄阳等地在传教士的带领下,就有几百名教徒相继转移到谷城木盘山区的茶园沟隐居。经过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用炮舰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的协助

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大力协助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译活动,具体表现在：第一,给传教士的中文作品进行文字润饰和修订;第二,在合作翻译过程中担任笔录;第三,把传教士传授的“天学”知识编撰成书;第四,在传教士指导下编写“天学”书籍.由于这种协助作用的存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实际上参与了“天学”的传播过程,并对其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