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预算法》的修改与完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的突破与不足

由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和财政部共同起草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新预算法旨在强化预算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对现行《预算法》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改与完善.《预算法》本身在实施近20年来积累了繁多的问题,而且该草案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其在某些制度的规范上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对于《预算法》的修改与完善依旧是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     

论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意义

［摘要］借助“意识形态——制度变迁——发展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未来发展绩效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我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用的能动主义”的基本策略取向,同时又体现了我党对解决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新矛盾、新问题的主动回应与系统筹划。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完善和全面贯彻落实,我国正在经历从“增长共识”到“发展共识”的过渡,并正在通过更加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实现新一轮经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最终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的展开,必将使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意义得到充分彰显。     

听证制度及其完善

由于我国听证制度没有赋予当事人委托律师参与听证权以及律师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听证制度效率的实现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本文在比较现代各国听证制度的基础上 ,拟完善我国行政听证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     

论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及其完善

听证制度作为公民参与行政的一项重要制度,已成为现代民主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在制定和听证实践中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必须通过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明确行政听证参加人的范围、建立健全听证主持人制度、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等措施来推动行政听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和谐社会语境下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与原则

［摘要］在新形势下,传统争议解决方式暴露出种种不足,与和谐稳定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争议解决机制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此基础上,应当考虑到社会群体的不同诉求,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解决纠纷的过程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硬性规定,满足于个案的解决,应当将社会和谐作为工作的终极目标。     

议声中的探索：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对策分析

［摘要］我国要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到的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农村短期内只能构建独立于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必须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通过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内容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常态化供给体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体系等路径,逐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完善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思考

行政听证是一项保障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利最重要、最关键的程序制度,在中国8年的尝试阶段,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诸如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行政立法听证流于形式、听证主持人员素质不高、举证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其原因除立法本身不完善外,还与程序法治观念淡薄,听证程序适用的法制环境过差有关。当前,应从行政听证的立法和法治环境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定位——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废之争说起

［摘要］我国立法尽管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但由于立法规定的简陋及与民事法律等其他部门法规定间的不协调甚或冲突,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践存在诸多问题,大大削减了其制度价值。正因如此,理论界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诟病颇多,甚至对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诸多质疑。本文旨在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基本内涵的解析,挖掘其核心价值,以阐明其在我国现有国情下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制度价值。     

论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以荀子的“礼”、“法”观念为中心

［摘要］荀子强调人性本恶,因而既“隆礼”也“重法”,其“礼”、“法”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属性与丰富的制度伦理蕴涵。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中的“明分使群”、“明刑弼教”的伦理本质与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应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其制度伦理精神的基本体现;而“圣人制礼”和“礼三本”论则为荀子论证礼法制度存在与运行之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新世纪电视文艺受众理念的嬗变

［摘要］21世纪媒介、社会环境的改变,电视文艺传播新现象的出现以及受众自身素养的提高,带来了电视文艺受众地位从被动到主动的质的变化以及电视文艺受众理念的转变,电视文艺受众主体地位由单向度传播趋向多元辐射,接受方式从唯一媒介趋向多平台媒介,价值生成从价值终端向价值生成场转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视域下特殊人才选拔制度研究

［摘要］入学选拔制度是大学把握生源质量、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构建和完善大学特殊人才选拔制度,对于培养顶尖社会精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历朝历代人才选拔和国外大学入学选拔制度,以及当前我国大学特殊人才选拔的尝试,都能为特殊人才选拔提供借鉴经验。     

构建新闻发言人制度评价机制的环境分析

［摘要］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涉及政府组织、媒体和公众等因素,政府组织是新闻发布的核心,媒介信息是生态链的串线,公众则是新闻发布的指向。这些因素对构建新闻发言人制度评价机制具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技术的进步、社会转型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评价机制的形成影响巨大。构建评价机制,则是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新向度。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要求和产物,公民意识的觉醒也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理念重述与制度重构:行政执法协商研究

［摘要］“公权力不可处分”原则使行政协商制度难以在实践中适用。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为行政协商提供适用的空间。行政执法协商为行政和解之一种,所达成的协议是行政契约。行政执法协商应该在自由裁量领域,依据合法、自愿、利益均衡等原则进行,并且行政执法协商中的权力应该受到有效的控制。     

从内容调整到制度创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出路

［摘要］目前,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存在严重的“两脱离”现象,一是与新闻实践严重脱离,二是与信息时代严重脱离,既不能令学生满意,又不能令新闻业界满意。本文在对此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要真正解决中国新闻教育目前存在的“两脱离”问题,必须对新闻学及新闻教育性质进行再认识,加大新闻教育改革的力度,从以往的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法改革进入到招生制度改革与办学模式创新。     

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困境反思与进路完善

听证制度发轫于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在吸收了协商民主的价值后进入立法领域。该制度在我国发展迅速,甚至出现了网络听证。但是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滞后性以及商品经济的不成熟使得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先天不足。长期以来的精英政治以及近几十年来公众参与政治被误导,再加上立法听证重功能轻价值的工具主义盛行,该制度在我国运行面临诸多困境。程序正义作为法治的基石,能引导政府主导权威向理性权威过渡。程序理念在确立交涉规则的同时又体现了立法听证过程中分化与独立的价值,促进了理性选择结果的产生。在程序理念深入和推广的大环境下,一部统一完善的立法听证规则呼之欲出。     

汉魏外封武官制度研究

［摘要］西汉武帝时,中原王朝的武职官员开始较为系统地封授给周边民族及政权首领们,到东汉、曹魏时期,中原王朝主要武官基本都已外封,并且通过普遍加授“率众”“率善”官号使之更趋于独立、一体化和规模化。武官外封制度逐渐走向完备,并与较早成熟的外封爵位体系共同构筑起汉魏民族首领的官爵名号封赐制度。外封武官代表的汉魏职官封授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化存在,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汉魏外封武官体系的构成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创造,更是各民族制度文化融合的结果,它还往往成为民族政权自身官僚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其封授遵循先接触先封授的基本规律。     

党在云南边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执政经验与制度自信

［摘要］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设计,从“联邦”到“自治”,经数十年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制度,其发展轨迹,是在实践检验中“制度自信”的光荣过程。云南边疆民族区域自治在正、反两方面躬历的经验、认识与实践中的成效,是增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度自信”的一个典范。     

土司制度下藏族传统社会秩序的法律调控分析——以川、甘、青、滇地区为例

［摘要］藏区土司法律既有历史局限性、阶级压迫性,也有社会管理功能和对藏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意义。藏区土司制度对藏族习惯法的成文化以及多元一体化产生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法与藏族习惯法的交流沟通;此外,土司法律对宗教的利用和吸收也是稳定辖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促进学前教师队伍合理流动的制度思考——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视角

［摘要］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幼儿教师的流动更多地表现为自主的、单向的无序流动,这种流动的结果会进一步加剧学前教师资源失衡。根据我国国情,促进学前教师合理流动,需要将学前教师的自主流动与各级政府行政干预结合起来。学前教师流动政策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保障条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制度的设计提供了思路,可根据学前教师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健全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幼儿园管理制度、激励制度。     

制度缺失背景下的农业合作社社会责任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进程的加快,农业合作社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农业合作社社会责任的核心内涵包括社区责任、环境责任与产品责任等。完善农业合作社社会责任法律制度,不仅应当在合作社法的总则增加规定原则性、宣示性的内容,而且应当在其分则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完善,以将总则的原则性规定进一步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