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事调解进行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探析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在运行中所暴露的问题凸显出对其进行检察监督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在立法上对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调解活动的规定尚不够完善,立法理论上认识不清是根本原因。民事调解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符合《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也是我国二元司法体制的必然要求。     

绿色食品产业协同创新的制度需求和供给分析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表明当前的制度安排依然存在市场失灵。从增加收益、完善相关宪法秩序和扩大市场规模等方面分析绿色食品产业协同创新的制度需求,从宪法秩序、制度创新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及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当前制度安排以及规范性行为准则等角度阐述绿色食品产业协同创新的制度供给。最后提出,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促进绿色食品产业的协同创新发展,有效保障我国食品安全。     

民事检察调解的正当性基础

民事检察调解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而在民事检察监督领域建立的一项新的工作机制。民事检察调解既是办理民事申诉案件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也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方法。目前,此项新制度在法律上缺乏具体的规定,但它与能动司法、司法为民的理念相契合,符合纠纷多元化解决、诉讼效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具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因此,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再完善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并不意味着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定型。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监督和保障民事独立审判原则、处分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对抗原则的正确施行,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具体而言,可在民事执行、调解、破产程序等方面拓展民事检察抗诉监督的范围,把握抗诉监督的重点,实行主动干预和被动响应相结合的程序运作机制,遵行规范的抗诉程序。     

检察监督中民事申诉制度的影响力评析

当前,由于立法始终未能解决有关民事检察监督立场、程序设计、制度要素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等问题的争议,民事检察监督的具体操作程序始终不明确,导致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以民事申诉制度立法内容为"标杆",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问题和误区。应从系统论的要求出发,对民事申诉制度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整体架构深入反思,予以改良,如此才能促进民事申诉制度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各自制度优势,共力实现立法预期的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整体价值目标。     

试论民事申诉制度改革对检察监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2012年民事申诉制度改革对当事人、检察院、法院三者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调整,从立法上对检察院办理当事人民事申诉案件进行了程序化设计,实现了申诉权利义务法定化、检察办案程序化、再审分权制约科学化。同时,此次改革也使民事检察监督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检察机关只有树立民事监督新理念,拓宽案件来源新渠道,探索民事监督新途径,创新息诉服判新方法,提高检务保障新水平,才能适应新制度、新要求。     

刑事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

提高证明标准,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但证明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最佳证明标准应当由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来决定。当证明标准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社会净收益实现了最大化,证明标准达到了最佳程度。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诉讼行为来说,证明标准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应当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提高证明标准对于公、检、法等部门具有不同的边际收益和成本。部门收益和成本与社会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会导致部门行为的扭曲,损害社会利益。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促使部门和社会之间收益与成本趋于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对我国离婚调解制度的思考

法院调解在离婚诉讼中是一个必经程序,但我国婚姻法、民事诉讼法对这一制度的立法不够完善,应当在离婚诉讼中建立专门的离婚调解规则:规定离婚调解中的和解制度;对参与离婚调解案件的法官的综合能力应有具体要求,并特别注重对其法律工作以外的社会经验的培养;实行离婚调解和离婚判决的分离,加强我国离婚诉讼中调解的功能,最大限度保护妇女及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公益诉讼进程的推进,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此类诉讼具有保护范围广泛、诉讼进程高效等程序特点,在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比其他类型的诉讼更加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对全国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调解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法院仅处于探索模式,在适用范围、阶段、公告等具体程序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因此,为了统一案件处理程序,更好地发挥调解在案件适用中的优势,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允许在刑事诉讼的任一程序阶段进行调解、保留对调解内容的公告程序,以实现对调解适用情况的监督和统一。     

基于企业管理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企业管理制度是各种性质不同的管理规范结合而成的一个有机的体系。企业制度的成本是企业制度形成和运行所花费的代价,企业制度收益是指制度安排所引起的企业资源更合理的配置而带来的价值增值。在企业生命周期中,企业制度安排的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两者相等时,企业管理制度处于最优化的均衡状态。     

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的法院调解制度面临着新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的挑战。随着法制社会基本要求的日益加强和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偏重调解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调解制度必须改革，对此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在现行的调审结合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另一种是将调解与审判分离，设专门调解机构，采取区别于审判程序的调解程序。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经济学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其形成程度取决于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过程中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对比。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其边际成本曲线的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则是影响其边际收益曲线移动的源泉。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的移动共同决定了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即决定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程度。     

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成功经验的总结,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该制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它对于及时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法院调解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司法实践需要,暴露出该制度的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该制度作用的发挥。本文剖析了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并提出了改革的设想。     

民事检察调解————法律监督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在履行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如果不是,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民事检察调解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立足于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在尊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衡平原则、效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基于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现状,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以理性人为前提,用成本和收益理论分析了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各种解决机制———和解、调解、诉讼与信访的运行情况。结果发现,现行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诉讼机制成为当事人的劣后选择;当事人过分依赖调解与和解机制;信访机制被架空等。进一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诉讼机制的各项成本均偏高;强制执行力的不足导致和解及调解机制存在收益偏低的风险;信访成本收益的失衡导致农民将其视为最差选择。最后提出了构建成本较低且收益较高的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的建议:针对标的额小的婚姻、继承等家庭纠纷和债务纠纷,主张采用调解或者和解机制;针对"利益大"的一些案件,如土地、承包经营等问题,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再诉讼;针对农村黑恶势力的案件,以诉讼为主;万不得已才选用信访。     

从法制统一到权利救济:当代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功能变迁

从法制统一到权利救济,是当代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功能变迁的基本线索。社会转型期凸显的权利救济需求、中国特色的检法关系模式、党政主导的政治统合方式等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功能定位的调整和变化。由于结构性因素在短期内并不具备彻底重构的条件,权利救济的制度功能将在可预见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延续,应当着眼于权利救济的现实需要,从组织、能力和程序等多个方面改革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运行机制。     

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案例研究——以广东河源欧村为例

本文以广东河源欧村为研究对象,以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内部的三个利益主体的策略型博弈模型为研究框架,通过对博弈均衡收益的分析,分析了该制度在微观环境中经济绩效的实现。文章认为:各利益主体在微观环境约束下具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反应弹性,会采取不同的博弈策略,进而影响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济绩效的实现;最后认为可以改变各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反应弹性,提高制度的实际经济绩效。     

浅析民事调解制度的作用与重塑

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长期以来受到立法与司法的重视,其具有提高办案效率,有利于案件执行,促进纠纷双方当事人团结的优势,在当今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作用不可低估。但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完善,调解制度日渐暴露出调解原则不合理,程序不规范,调审合一暗含强制,对民事权利保护不力等弊端。为此,必须借鉴国外优秀的法律文化,认真总结丰富的调解实践经验,从完善调解程序,实行调审分离,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建立当事人主义的调解模式,注意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等多方面入手,重塑顺应当今社会需要的民事调解制度。     

民事调解制度的完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发挥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受传统诉讼观念的影响在和谐社会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应引入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民事诉讼法原则。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科学定位与制度设计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话题,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引发热议。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对于解决我国当前民事执行领域所存问题的优越性。但是民事执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民事执行中的问题并不是单单建立一个检察监督就能解决的。正确的思路是：首先科学厘清检察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法院监督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依法监督、有限监督、不替代执行和效率的原则,对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适用范围、启动模式和具体监督方式等进行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