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乾隆《打箭炉志略》著者及资料来源考

乾隆《打箭炉志略》是以打箭炉厅 (今康定一带 )为对象的第一部地方志 ,也是四川藏区成书较早的地方志之一 ,对康定及周围地区的历史以及清王朝前期用兵西藏军事行动等研究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从清代地方修志的有关规定及成书时间来看 ,是书著者应是乾隆末年在任的打箭炉同知衷以 ,其资料来自三个方面 ,主要摘抄自乾隆《雅州府志》     

《藏纪概》现流传版本中的两个问题

《藏纪概》为清代西藏成书最早的方志著作,现流传版本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卷之初"中"行军纪程"本应为"卷之次"的内容;二是"卷之尾"中"附国"目后半部分内容本应为同卷"土则"目的部分内容。之所以出现这两个问题,可能与此书的改辑有关,更可能与辗转传抄有关。     

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史料价值——读几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

中国古代地方志多有序、跋,序跋已成为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清代西藏地方志与各地古地方志一样,也多有序、跋,有的还有多序多跋。本文以不同时期的《藏纪概》、《西藏见闻录》、《西藏志》、《西招图略》、《拉萨厅志》、《西藏图考》及《巴塘盐井乡土志》这七部方志的序、跋为例,逐一介绍其内容,并对重要观点、评价进行分析评述,在此基础上,分几个方面指出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特点及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校勘学研究有新著

我校古籍所副教授李庆同志撰写的《顾千里研究》一书,最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千里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在我国校勘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李先生为撰写此书,曾从京,沪、江、浙等各大图书馆及私人收藏的顾氏校本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参阅了文集、方志、碑拓、尺牍、笔记等三百余种,钩稽研讨,从中发掘了不少前人从未注意到的资料。尤其是对顾氏早年的活动情况和他的交游作了较多的补充,从而勾勒出了顾千里一生思想发展     

明周王府《袖珍方》撰著过程及撰著人考

《袖珍方》是在明代朱橚主持及授意下,由周王府李恒编撰的一部方书。其成书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朱橚被贬云南有关。此书在编刊及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著录及版本差异造成撰著者的混乱,其作者被认作朱橚或李恒,甚而被误认作明代熊宗立或王永辅。通过各种著录题跋及版本考察,考证此书的成书过程、刊刻时间,厘清此书作者及序跋作者,并与熊宗立及《简选袖珍方》作者王永辅相区别。     

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资料来源

1739年(乾隆四年)成书的《雅州府志》专设有西藏篇目,以记载清初西藏诸多方面的情况,实为“西藏简志”或“西藏小志”,是西藏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其资料来源主要取自《藏纪概》和有关档册。该资料有助于清代乾隆初期的藏史研究。     

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现行《筹海图编》共十三卷.它的编撰过程以郑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郑若曾在未入幕府之前已经完成了《筹海图编》前七卷部分内容的编撰,而前七卷的大部分内容及后六卷完成于胡宗宪幕府之中.在《筹海图编》第二阶段的编撰中,虽然郑若曾仍然担任着资料收集和执笔撰写等主要编撰工作,但幕府主人胡宗宪在这一阶段编撰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组织其幕府成员共同辅翼郑若曾完成《筹海图编》的编撰,并最终促成了此书最终的出版刊行,而且还为《筹海图编》后期编撰特别是《筹海图编》的后六卷内容的编撰贡献了自己的思路.因此,在不否认郑若曾为《筹海图编》主要编撰者的前提下,胡宗宪的编撰功绩不应该被埋没,同时“胡宗宪辑议”这种署名方式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清代藏汉文化接触日趋频繁的反映与见证——乾隆《卫藏图识》对藏语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乾隆末年成书刊印的《卫藏图识》是一部具有特色且影响较大的清代西藏地方志。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专设"藏语"一卷,对所收藏语词进行词汇分类、标注读音及研究,这在清代西藏方志编纂中均可视为是首创。《卫藏图识》"藏语"卷所载资料既具有藏语史、藏语方言研究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志和清代藏汉文化接触与交流研究的价值。专记藏语的《卫藏图识》"藏语"卷在清乾隆末年出现,以方志文献形式有力证明了这一时期内地与西藏地区关系更趋紧密及人员往来已得到进一步增强,也反映了此时藏汉文化接触的日趋频繁。虽然《卫藏图识》"藏语"所收词汇量有限,并未涉及藏语语法,对藏语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显得十分有限,但反映并代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古文苑》与《杂文章》之关系考述

《古文苑》最初的编撰者很可能是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王氏编撰本书，是在《古文苑》九卷本所收57篇赋，即孙洙所编《杂文章》一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为使《古文苑》能长久流传，王厚之有意托名孙洙。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     

光绪《西藏图考》的“括总”之篇——读《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

黄沛翘所纂《西藏图考》由于编纂时旁搜博采,探厥源流,故光绪十二年刊印后即引起国内外注意。此志卷之二首篇即《西藏源流考》,著者在"自记"中明确指出了此篇在《西藏图考》全志中的"括总"地位与作用。乾隆末年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识略"上卷首篇亦为《西藏源流考》,《西藏图考》中的《西藏源流考》虽然编纂在后,可以说借鉴、参考了前者,但二者所记区别很大。记述西藏源流时大部分内容及看法已不同,重要的是此篇不仅将清代藏事写入,而且还将其作为重要部分写,充分说明黄沛翘对此篇材料、内容及重点有过全面的思考。从内容的安排、详略及记述方法等看,《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具有详今略古,重心放在清代;突出康熙末年至乾隆时期几次出兵西藏的军事行动;纵横结合,内容兼及西藏自然、社会诸多方面;既尊重前人的研究,又明确写出自己比较分析后的看法等几个特点。《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的价值是:较为系统地记述西藏历史及各方面情况,有助于当时留心边务的人们了解、认识西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此志撰此篇,对藏族起源及西藏历史上若干问题提出看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从《西藏图考》作为方志著作横排结构来看,《西藏源流考》在志中总摄全志成为一志之经,具有此志其他各篇所没有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在重视西藏研究的今天,《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应进一步研究。     

三国蜀来敏《本蜀论》考述——兼说古蜀传说的记述变化

来敏《本蜀论》,成书于三国蜀汉,是巴蜀地区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由于年代久远,此书早已亡佚。但此书对于研究古蜀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即对《本蜀论》的作者情况和亡佚时代等进行探究,并通过比较《蜀王本纪》等书,说明古蜀传说在记述上的变化及其特点。       

《近代西北方言文献集成》序

莫超教授的专著《近代西北方言文献集成》,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明、清至民国三代的地方志方言资料,以及有关西北地区方言的研究论著,近60多万字的资料汇编成书,并对西北五省区方志中的语言数据和方言著述逐一做了提要,这在西北地区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在中部或东部,类似《近代西北方言文献集成》的书,似乎尚未面世,更可见此书的创新精神和学术价值。     

论《太平广记》纂修的文化因素

《太平广记》被清代四库馆臣称作“小说家之渊海也” ,其书对于宋前文言小说的保存、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鲁迅先生在研究宋前小说时主要依据此书。人们在研究《太平广记》纂修时多从政治角度考察其成书缘由 ,而忽略了其书编纂的文化因素。为此 ,本文把《太平广记》视作文化行为进行研究 ,从文献典籍散佚严重、宋太宗自身的文化修养、唐代小说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太平广记》成书的文化内因 ,笔者以为 ,《太平广记》的编纂是各种文化因素共同促成的 ,是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登科记考》补订十则

《登科记考》,清代徐松撰,是研治唐代文史的必备工具书。徐氏编撰是书,用力甚勤,然限于资料、视野等因素,此书亦不称完璧,近代著名学者岑仲勉先生,于一九四一年撰成《<登科记考>订补》一文（见《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一本）指出徐著的重复、错误、缺漏多条,成为《登科记考》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量唐代墓志,为补订《登科记考》提供了新的材料,笔者留意于此,复结合唐代诗文中的一些资料,兹补订数则如下: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清史稿·贵州地理志》所载经纬度数据偏差成因分析

《清史稿》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清代历史典籍。该书收载有全国各府、直隶州、直隶厅的治所经纬度数据,这是中国历史典籍编撰中的一大创举。但从《清史稿》“贵州地理志”来看,书中各府、直隶州、直隶厅所引的经纬度数据都有所偏差,通过剖析其呈现偏差、讹误的成因,并加以匡正,希望能对今天的读者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些资料,为“大清史”的正式编撰有所裨益。     

《珠玉抄》成书年代及作者考

敦煌文书《珠玉抄》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史无记载．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认为此书成于中晚唐时期的说法值得商榷．从书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及反映的思想内容等方面推断考证，《珠玉抄》成书年代为：其上限应为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其下限应为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