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旅游消费的逻辑与转型

社会性格决定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在消费社会中,当人以利己主义价值观指导行为时,人的行为表象为"占有";当人以利他主义价值观指导行为时,人的行为表象为"存在"。随着文化遗产旅游消费的发展,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时空资本化的社会情境中,通过时空互压重组与建构文化遗产,造成了文化遗产在旅游消费中的符号化和去情境化以及各类行为体关系的客体化,导致文化遗产的异化。文章以文化的时空认知为起点,分析时空资本化后文化遗产旅游消费形态及其逻辑,认为文化遗产旅游符号化的根源在于旅游情境中各利益相关者均是以"利己"的价值取向为指导、采用"占有"方式消费文化遗产;随着人们对消费本质的回归,旅游利益相关者逐渐转向以"利他"的价值取向为指导,以"存在"方式处置文化遗产,进而在文化遗产旅游实践中构建合作、共享的社会关系,实现遗产保护与遗产消费二者之间良性的互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中的再生产

在遗产旅游备受欢迎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当作旅游吸引力已不鲜见。但有学者发现在遗产不断被商业化、被转化提升为游客消费体验的产品的过程中,遗产丧失了其意义与真实性;也有专家认为,如果规划和管理得当,地方文化也许是社区最有价值的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是否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文章根据作者多年在云南省东南一带的田野案例,发现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旅游的过程中,由于真正的人性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所以,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特定的观念、价值可能在一定的情境中通过自觉的活动被传递下去;同时,也可能在再生产的实践中根据策略的变通而出现消费遗产、遗产的再仪式化、文化借用等遗产变迁现象。     

物质文化遗产:自我表征的载体与符号——以滇越铁路遗产物为例

现代遗产运动中出现大规模的遗产制造,根源在于忽视了文化遗产与遗产主体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整体,剥离了遗产主体对遗产物的自我归属与情感依附。以"物"(things)就是"物"(object)而非"人"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遗产,从而出现遗产主体的受挫感。以文化遗产是遗产主体记忆的载体、自我存在与延续的方式为论述起点,分析作为文化遗产的"事物"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转化为"自我"的构成,从而实现了作为客体的"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互化,使得"物"成为人们自我存在与延续的载体。     

文化旅游情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边界研究——以阿细祭火仪式为例

内容：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以特定人群共同体的地方性文化为消费对象,以期对异文化进行感知、体验和认知,从而达到休闲、娱乐和自我叠加的消费过程。东道主为了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迎合旅游者的消费取向,一方面对地方性文化进行文化重组,另一方面也会以地方性知识体系为规训,自主地确定旅游者的消费边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表现为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文章以阿细祭火仪式在文化旅游情境中的境遇为例,分析地方人群共同体如何重组遗产、确定遗产的消费边界,从而实现遗产的自我活态存续。     

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比较新的遗产类型,关于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与开发,在国内尚无先例可以借鉴。本文首先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发旅游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提出生态旅游是有效进行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发与保护的最佳选择,其对遗产的保护性倾向是开发旅游的应有之义。文章将农业文化遗产界定为介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农业景观之间的一种特殊遗产类型,并从世界遗产地生态旅游和农业生态旅游的开发中获得启迪和借鉴经验,以指导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旅游开发。最后,本文从空间布局、产品开发、环境保护和经营管理4个方面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旨在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旅游开发提供借鉴经验。     

国际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有形遗产一样,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多处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和可持续发展三者的关系。然而,如何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的矛盾是当今社会的重要命题。在国际视角下,以越南赫蒙族手工技艺为例,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区旅游开发相结合,以当地遗产传承主体为核心,保护与开发利用相互促进,最终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

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如何保护,学者及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在梳理前 人相关研究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 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完整概念及它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 球重要农业遗产"(GIAHS)的区别。将农业文化遗产划分为十个大类,界定了各类农业遗产的特征与特 点。在结合国内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应当注意把 握的八组关系,即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关系、遗产保护与农民利益的关系、生产功能与文化功能的关 系、保护主体与多方协调的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的关系、现实保护与记忆留存的关系、政策导向与 制度建设的关系及保护主体与社会大众的关系, 提出了一些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对策和 建议。     

从“遗产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为例

近十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名录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多,有关"遗产化"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下,从学理上探究遗产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的遗产化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在遗产论证、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形势及类型探析——以大运河为例

在世界遗产保护和申报热潮中,国内诸多文化遗产项目将目光逐渐投向"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大运河作为中国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不仅时间跨度长、覆盖地区广、影响范围大,而且兼具历史遗产和在用遗产的双重特征。如何使大运河遗产以更加科学、真实、独到的申报方式呈现在国际遗产专家面前,已成为相关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的热门话题。本文从大运河文化遗产申报面临的国内形势入手,在总结和分析大运河文化遗产评价所依据的标准体系演化趋势的基础上,尝试探索一条新的以"文化线路"、"文化景观"为参考类型进行申报的申遗对策.     

生态旅游视野下的澳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此后澳门政府准备以此为契机发展澳门文化遗产旅游,以使其旅游形象不再局限于赌城形象.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实现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对照生态旅游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目前澳门历史城区遗产旅游发展在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旅游环境容量控制、旅游服务设施规划和遗产旅游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建立权威、高效率的"澳门文化遗产委员会",有针对性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促进澳门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栖居与消费的联结：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景观营造逻辑

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自然和社会情景中创造出的农业生产系统,它具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在遗产旅游影响下,扎尕那人在房屋景观的筑造、村落文化宫的营建和农林景观的营造中体现出栖居的生命逻辑和消费的生存逻辑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了景观、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景观的营造中,旅游不仅消解了传统的农林牧复合系统,也重塑了农林牧复合系统。景观营造是当地人在传统文化、地方社会和旅游经济的相互关联中的生活实践。这种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农业文化遗产景观保护的现实境况,而且有助于拓展遗产旅游和人类学“栖居”理论研究的内容。     

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价值认知

技术消费是技术品、技术服务进入消费领域的主体经济行为和个性创造过程。如果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凝固物,那末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遗存编码就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和遗存标志符号化系统。从技术消费角度解读工业文明的孑遗,从技术消费价值认知过程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将是一个有学术前景的方向。     

另一份遗产：民俗与“非遗”的历史交情

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民俗“内存”发生逻辑关系；而在世界遗产事业的历史中，这一关系也真切地表现出来。在UNESCO遗产事业的进程特别是推进过程中，民俗一直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我国的民俗一如“民俗”的本义，有自己的表述逻辑和知识谱系。在我国的遗产运动中，不仅要在“名录”上表现民俗学的成色，更要在脉理上体现民俗与遗产的学理逻辑，知识产权不失为历史的切入口。文章为此提供了一些相关档案材料。     

遗产旅游与文化认同的模型建构与实践策略 ——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

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语境中,遗产旅游与身份建构和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关系密切。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唤起植根于旅游者的心理意象、情感能量和文化记忆,从而维护和强化道德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文章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分析遗产旅游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认为遗产旅游在促进文化认同方面与互动仪式链呈现耦合状态,并作用于主体塑造、情感能量、集体兴奋和行为实践。遗产旅游的互动仪式有助于创新旅游体验,凝聚认同符号,激发情感依恋,汇集情感能量,塑造文化认同。在新的发展阶段,遗产旅游需要嵌入创新性互动实践,借助于数字技术优化文化遗产场景,在互动仪式中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遗产保护的整体框架看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与未来发展

西方自19世纪以来推进的遗产保护专业化进程,对全球遗产保护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长期以来,全球的遗产被划分为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大类,这反映的是自然和人文对立的二元价值观。近年来这种遗产价值观遭遇到来自非西方世界学者的强烈批评,也推动了国际遗产保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诞生于21世纪初的农业文化遗产,本质上是对传统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反思与挑战。本文论述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与贡献,分析了两者与现有的国际国内遗产保护体系的区别与联系,并针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思考。中国在未来构筑综合性城乡遗产保护体系时,需要发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引领性作用。     

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

遗产、遗产运动、遗产体系、遗产学都是同一知识和话语领域老而新的问题。"老"者,遗产本身足以明之;"新"者,指遗产在现代遗产运动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且被赋予特殊语境中的"话语"特征。不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是特殊文化体系的表述性、展演性产物。因此,探索文化遗产体系也就成为现代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文章就遗产、遗产体系与遗产诸问题提出一些见解,就教于学术界。     

论遗产的“符号化”

人类的"文化遗产"观念产生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在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中,作为语言的符号、作为权力的符号与作为消费品的符号成为遗产的三种符号化形态,存在于遗产的被命名、申报与评审、开发与利用过程中。     

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法律思考

河南民间文化遗产蕴藏量极为丰富,但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这些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文化遗产都不同程度存在失传和消失的危险。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以来,在保护与开发中,也存在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完全直接吻合、缺乏权利与利益分配保障机制等问题,如何恰当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值得研究的。     

文化旅游情境中的民族节庆遗产保护研究--以云南省西双版纳橄榄坝傣族园泼水节为例

节庆遗产的参与性和娱乐性等特点,使其成为消费社会中文化旅游的主要对象,但旅游者的消费诉求和东道主原生性文化过程因时空错位,节庆遗产在旅游消费中出现“度日如年”式的天天节日。从遗产的属性出发,以“分类”作为认识论,以“东道主”为本体论,探讨在文化旅游的情境中,如何对节庆遗产进行活态性的保护传承。     

文化旅游与遗产保护的平衡点探究

在文化旅游实践中,旅游者希望消费东道主的真实文化,但由于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时空错位,东道主为旅游者提供的文化消费往往是舞台化的遗产符号,使文化旅游资本遗产处于失真的境况。而遗产实践的根本性目的是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使文化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活态真实地传承。如何在文化旅游情境中实现遗产的保护传承,从根本上讲是遗产的"真实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