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地方性知识与族群标识：文化的传承与建构——云南迪庆汝柯村玛丽玛萨人文化及节日考察

传承与建构是文化演进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文化变迁的历程中,玛丽玛萨人通过玛丽玛萨节日文化的仪式性展演,通过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当下的建构,呈现“我者”的族群文化内涵与外延;通过向“他者”地方性知识的表达与诠释,实现并强化其本位文化身份和族群标识.其多元文化要素形成具有本族群特色的多元共生文化复合体,标识并演绎其族群文化存在,是“一体多元”与“多元一体”格局在族群文化演进层面的生动彰显.     

族群认同与文化建构——辰沅流域瓦乡人盘瓠神话的人类学考察

文化表征是重要的族群边界,也是维持族群边界的主要因素.瓦乡人及其民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对盘瓠神话进行的既有别于苗族又依附于汉族的文化建构,呈现出他们内心亦苗亦汉复杂纠结的情感,说明族群认同既是强势与弱势力量互动变迁的过程,也是“边缘”力量和“中心”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更是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历程.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是复杂的,只有在动态的文化情境中考察族群的边界及其维护才能明确族群认同的实在意义.     

族群记忆的影像重构——羌村镜语：从《羌笛颂》到《尔玛的婚礼》

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羌笛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描述了有关民族解放的族群记忆。以金坦密、沙格甲为代表的羌族民众与以董永珍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构成了被拯救者一拯救者、拯救者一被拯救者的互补关系。而21世纪初拍摄的《尔玛的婚礼》却把民族解放经典叙事消融在族群个体生命体验之中,讲述了当下一位羌族女孩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全球化经济大潮对羌族文化的冲击和羌族人民对族群文化环境的忧虑与困惑。两部电影从二元对立到多元融合的叙事嬗变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族群记忆和个体体验的不同向度上,同质异构或异质同构地展示出古老的羌民族历史、文化、生存环境、民族习俗和族群情感。     

序《羌在汉藏之间》

对于“民族”、“族群”的理解和研究。主要流行着“客观文化特征”派和“主观认同”派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式。但“民族”、“族群”的概念有些类似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和分类，是把一个连续谱作一种主观的切割，尤其是在中国或亚洲东半部的广大区域和悠久历史中，族群的认同与分辨极为复杂，确实很难用单一分类的观念就可以说明清楚。王明珂先生以羌族为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所超越的有力的解释架构。     

《羌在汉藏之间》前言

所谓“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飘移的群体。早先的“羌人”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近代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逐渐被建构为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20世纪下半叶，在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工作中，进一步定格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史知识乃是一种核心与边缘关系下的“华夏边缘历史”。     

族群遗产的现代变迁:基于嘉绒跳锅庄的田野考察

以藏彝走廊无文字族群嘉绒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跳锅庄”为田野个案,考察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以“进步”和“发展”为名的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冲击下,少数族群的族群文化遗产,包括观念传统与文化实践所面临的挑战,探讨族群文化遗产在社会功能、内在属性以及话语建构三个层面上所发生的动态变迁.     

羌文化在影像中再现或“被建构”——论当下影视媒体对羌族文化的传播

［摘要］影视媒体在文化传播方面具有明显长处，其声画并茂的传播方式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提升，这使得影视媒体理应在羌族文化传播领域肩负起重要职责。当前，影视媒体在许多节目、作品中努力再现羌族传统文化，有效发挥了自身传播功能，但在某些时候影视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对于羌族文化的介入过度，客观上产生了人为建构羌族文化的情形，不利于羌族文化的发展。为此，应当更多制作电视纪录片、“文化志”电影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羌族传统文化在影视媒体中的传播。     

文化遗产与族群表述——以麻山苗族“亚鲁王”的遗产化为例

亚鲁王是流传在麻山苗族族群中的口述传统,亚鲁王在遗产运动下的正名是族群融入国家制度建构的一种路径并成为族群文化构建国家认同的符号标志.通过亚鲁王申遗的事件,阐明亚鲁王在“正统”意识观念的型塑之下,生活世界与国家舞台的实践与展演是亚鲁王传承与发展的现行方式,提出在“家园遗产”的理念下保护和传承亚鲁王文化.     

“临近”与“互惠”作用下的族群交往——以汶川地震羌族灾难移民的异地安置为例

受文献和方法的限制,历史进程中的族群交往过程难以再现,因而有关此过程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的研究也不尽完备.灾难移民与迁入地当地族群之间的交往为理解上述过程提供了现实场景.选取汶川地震羌族灾难移民的外迁安置为个案,通过对外迁安置后羌族移民族群交往基本类型及交往状况的详尽调查,发现其背后的影响机理,进而寻求增进族群交往和改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的有益方式.     

场域•视语•认同： 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

[提要]民族的图像空间呈现是竹枝词特有的一种空间叙事方式,其以视觉语言为文化符码来展演可视的西南少数民族。竹枝词的民族图像空间以“可视的语言”为视觉形象的媒介形式,对西南族群的盘瓠神话、跳月对歌、节日庆典、婚丧礼仪等仪式场域进行展现。在“同化”视野下对西南族群进行服饰、发式、秉性、形貌等种族特征的视语建构,呈现为以视觉语言解码破译与编码转译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与跨界想象、族群边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社会结构互动中演进形成认同的根源,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     

归类自我与想像他者:族群关系的文学表述——"藏彝走廊"诸民族洪水神话的人类学解读

"藏彝走廊"内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傈僳族等诸多民族的神话中不仅仅表述着白我族群的再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各族也在重新归类性地想像着该走廊中的其他族群,也就是一种族群关系在自我与他者的人群分类与界定中明晰地新生出来,从而形成了这些族群在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祖源认同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划分异类语言、异文化、异族群的文化地理及生存空间等多维空间的交叉性认识.     

藏彝走廊边缘群体的主体性表达——羌寨罗达的文化意义

多族群地区中,族群文化互动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话题,探讨文化互动中边缘群体的主体性则是新近人类学关注的主题之一。在藏彝走廊地区,羌族在吸收藏族的罗达后,根据自身社会结构、信仰和认知方式对罗达进行了积极的生产和维持。这是一个文化经营的过程,它体现了身处边缘状态的羌族利用自身观念和价值创造文化与保持身份认同的主体能动性。探讨边缘群体的主体性表达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华夏边缘论,超越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同时也有利于思考全球化时代地方     

中华文明共同体背景下当代羌族文学创作的文化认同

个体种族文化身份、社群文化身份、民族国家身份、全球性文化身份是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四种基本构成。当代羌族文学创作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多民族的边缘地域文化影响下,对多民族文化的欣赏与兼容的文化态度,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发展进程中的族群历史记忆抒写和对当代中华民族与国家的深厚情感,以及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的身份探寻。当代羌族文学创作较典型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认同、融合与发展。     

论秦的祖先世系及其文化建构

《史记·秦本纪》叙述的非子之前的秦的祖先世系存在很多矛盾和抵牾之处,这和秦政治权威的出现及相应的文化建构有关。秦人的政治权威出现在非子时期。非子是秦人第一个政治权威。秦人政治权威的出现凝聚和凸显了“秦赢”族群,并且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秦赢”族群需要相应的文化建构,以非子为首的秦人自然地将文化建构的目光投向周的宗法文化。秦的祖先世系突出的是宗族的神圣性、祖先的功业、宗族的历史,反映了秦赢宗族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的文化需要。秦的祖先世系的文化价值和史实价值相比较来说。文化价值更应该受到重视.     

满族神话中的族群认知与精神建构

满族神话以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特质伴随并参与了民族的历史发展与族群建构。通过对满族神话发生学与叙事学视阈的追根溯源,在历史碎片中可以努力寻找满族神话的叙事内涵与历史踪迹。在满族神话中,不论是口传神话还是文本神话,都影响着族群成员的内在精神塑造,也成为凝聚族群共同体、建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基于这样的考察,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满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更有助于我们探究满族共同体族群精神认知的建构与本体意识的文化想象。     

羌族聚居区灾后重建中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

羌族聚居区是灾后重建中羌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变迁的关键区域。以SPSS19．0处理数据,分析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考察当地居民对羌寨重建及羌族文化的认识。以“1”为一个步长,将羌族文化感知因子划分为3个分值段,并以受访对象“基本或完全同意”相应选项的累积百分比来表征此分值段内因子的强度含义。调研显示,羌族居民对于羌寨重建基本呈肯定的态度,其民族文化及身份的认同感较强烈。羌族聚居区重建基本符合羌族文化空间重构的需要,部分聚居区异地重建或原址重建与羌族文化传承之间存在冲突,加速了羌族文化的现代变迁进程,不利于羌族文化原真性、完整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多元文化背景下羌族文化对异地重建的适应性问题,为羌族文化空间重构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弱势族群文化命运的寓言式书写 ———读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

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的显文本意义是在呼吁人们保护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雪豹”,但实则是诗人在为处于 弱势地位的高山族群文化争取长足的生存空间。 雪豹的命运无异于弱势族群文化的未来,诗人在作品中强烈谴责了那些破 坏或妄图消灭“他文化”的国际强权政治,力图通过“忘掉仇恨”的方式来建构人类社会的和平环境,延续处于边缘地位的山地 文化的发展历史,保存他们的文化特征。     

地震灾后羌族文化的修复与重建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给羌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给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造成极大的危害。地震后对于羌族这个“云朵上的民族”,如何进行文化保护和重建,已成为大家迫切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物质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对羌文化重建的建议及行之有效的重建办法,以期望羌族文化在灾后重建中得以保护和延续。     

羌族文化灾后重构研究

［摘要］汶川地震及其之后进行的大规模、高强度的灾后重建使羌族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本文在分析羌族文化灾后重构背景的基础上从文化认同、文化结构、文化功能、文化运动四个方面对羌族文化重构形态进行了调研，并对羌族文化灾后重构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反思，对“文化认同”“文化适应”、“文化的指导变迁”等经典理论在羌族文化重构时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