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历史观

在乾嘉史学中,赵翼独树一帜,突破了狭义的考证框框,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于史学,从事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探讨。《札记》揭露了封建暴政和封建统治者的凶横贪残,表达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体现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还通过发展的眼光和“时势”论来分析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对不少历史事件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论。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论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读史以观世变"--《廿二史札记》的著述旨趣初论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评史为切入点 ,注重“读史以观世变” ,把著述宗旨定在“经世致用” ,规切时弊 ,为清朝有效统治服务上 ,因而重点考察明史及历代史事 ,以便从中找寻借鉴。从而打破了当时学者单纯考据的窠臼 ,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取得了时人望尘没及的成就。     

考据——比较——归纳——《廿二史札记》研究方法述评

《廿二史札记》是清代学者赵翼的史学名著。作者采纳乾嘉学者通用的考据方法考订各史、辨别史料，同时又以比较、归纳等研究方法分析史料，综合史事，探讨古今治乱兴衰的历史变革。后者成为作者治史的一大特色     

《大地》的“史”性和“诗”性

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第一部中,“史”性和“诗”性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史”性使其拥有厚重的内容,“诗”性使其具备艺术魅力,二者的共同构成使作品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真实”性。     

浅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褒贬”

《十七史商榷序》明确反对对史书的“议论褒贬”,但《十七史商榷》对典制史事的议论褒贬不在少数,二者并不矛盾。王鸣盛反对的是那种热衷于评论、不辨史实真伪的“议论褒贬”。其主旨是突出《十七史商榷》考据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的“求实”精神。     

赵翼论新、旧《五代史》的文献价值与史学价值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新、旧《五代史》的研究大体包括“史法”和“史事”两部分 ,“史法”部分主要考察新、旧《五代史》的史料来源、体例、书法 ,评论其优劣得失 ,揭示其文献价值。“史事”部分主要是排比分散的材料 ,进行归纳和比较研究 ,从中抽象出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 ,探讨其政治得失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 ,揭示其史学价值。     

《居延新简》语词劄记

《居延新简》作为研治汉语词汇史的同时资料,保留了丰富的口语词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对书中出现的七个疑难语词考察后发现,穿补指衣服破旧、破烂;调给指调拨供应;决绝指了断、结束;杻械指戴上刑具;贫急指贫穷、生活窘迫;猥言指胡说、言不符实;行指传递。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说苑》“所”字研究

关于＂所＂字的词性,历来学者认识不一,文章综合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周法高先生所提倡的＂代词性助词＂较为合理。通过对《说苑》中的＂所＂进行穷尽式的量化研究,认为其中＂所＂作为代词性助词使用频率最高,占97%,名词＂所＂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而假设连词＂所＂基本消失,其中有3例可认为是假设连词,也可认为是代词性助词。根据这一标准,＂所＂字为代词性助词。     

论王圻《稗史汇编》之编纂及其“史稗一体”观

《续文献通考》和《稗史汇编》是王圻纂著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巨制,成书时间相距仅五年。从成书过程讲,两书存在共生关系;自撰述体例言,两书多有相通之处。但《稗史汇编》还是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学术个性。在该书编纂过程中,王圻借用典制通史和综合性类书之体例,尝试构建稗编通史之体制,以与正史系统同备大观,实践其史、稗一体的思想。《稗史汇编》有意张扬小说资料的审美特性,明确肯定通俗小说的文学价值,客观上有助于促进时人小说观念的转变,提高小说的文化地位。     

重新审视汉人《春秋》外传说

汉人《春秋》外传说的提出有它特定的学术背景,其实质是把《国语》看作＂入道见志＂的诸子著作。汉人的这种看法不但与先秦诸子著作体例发展过程相吻合,与今人所主张的＂语＂书说之间也存在许多相通之处,不应该被轻易否定。     

《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读后感

《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并不是对《喀喇汗王朝史稿》、《西辽史研究》和《西辽史纲》的简单再版合辑,较之前著在史料上的该书更加深入和丰富,方法上的博征中外学人,使原书观点更具说服力,内容更为全面。     

《西游记》主题“游戏说”发展简论

《西游记》的主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热点。其中＂游戏＂主题说自有其贯穿始终的一致性,早在明清时期批评者便根据古代文化传统提出＂游戏说＂,后经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现代新文学大师的大力提倡,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有吴圣昔等研究者的重提。这些不仅开拓了《西游记》研究的新视角,而且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对《西游记》研究回归到文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三国演义》里的“说客”与“辩士”

《三国演义》在塑造多种多态的“说客”与“辩士”形象方面 ,取得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一部《三国演义》,“说客”与“辩士”的活动 ,几与全书同始终。这些“说客”、“辩士”来自各方 ,身份、地位、性格与表现也多有差别 ,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必备的几方面素质 ,即能言善辩、有胆量和有谋略。“说客”与“辩士”的描写在体现《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方面 ,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试说《红楼梦》为何“只存八十回”

《红楼梦》为何"只存八十回"?对此一直是众说纷纭。我认为这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恶果之一。是乾隆的"文字狱"破坏了《红楼梦》的完整。但"砍掉"八十回之后的文字,最终还是曹雪芹本人做出的抉择。不过,曹雪芹不愧是文章高手,即使"砍掉"八十回之后的文字,八十回本的《红楼梦》仍不失为一部"完整的作品"。     

对国内《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勘正

《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出版的两本重要广告史著作,也是世界广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典籍。但国内学界目前在世界广告史研究中涉及和阐释这两本重要著作时,还存在着诸多史证缺陷和需要商榷的史实问题。通过研究《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出版地和作者的国籍问题及其各自的重要学术价值,并勘正当前我国学界在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阐释中所出现的若干问题,能够为我国方兴的广告学作出一点贡献。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