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行说的民族关系思想

中行说是西汉时期投降匈奴的宦官,颇受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器重.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匈奴之强因其风俗,抗礼汉庭、反对民族歧视,以汉之长补匈奴之短等观点,其民族关系思想以反对汉化为主要特征.中行说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汉朝对中行说的排挤有关,也与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支持有关.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虽然立足于匈奴的现实,但也片面夸大了汉朝文化的作用以及汉与匈奴的对立,对汉匈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轮台诏”到“盐铁会议”——以《盐铁论》观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

从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标志着汉武帝、汉昭帝之际对匈奴政策转变的开始,即由“武折”为主,转为“武折”与“德怀”二者相结合。这一转变自轮台诏肇始,以盐铁会议及桑弘羊被诛标志其完成,既是对前代民族政策的吸收和继承,又是汉前期处理匈奴问题的经验总结,并为后世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范式。     

盐铁会议汉匈战和之争若干问题发微

盐铁会议对汉匈战和进行深入、全面辩论。桑弘羊运用“大九州说”为据主战,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全新的地缘政治观;桑弘羊行刺单于说,开西汉后期行刺四夷首领平叛之先。文学不重视边地,反映其统一意识的滞后;担心统军将帅借攻匈奴分裂,又体现其统一意识的进步。贤良、文学三十八年后重启和亲主张,成为汉匈关系由战而和的转折点。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浑邪考

浑邪部,地处河西走廊及新疆东部,扼守丝绸之路孔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她所属人口众多,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一年之内,被汉朝军队杀、虏及随同浑邪王降汉的,就有九万多人,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休屠部人。因此,无论就汉匈关系、汉与西域的关系、匈奴与西域的关系,浑邪部无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怪乎在汉武帝元狩二年一年之内,汉朝军队连续两次向匈奴发起的猛烈攻击,其打击对象都是浑邪、休屠二部,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历史视野中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的“德化”观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一方力主对匈奴实行"德化",反对桑弘羊继续以武力攻伐。"德化"是先秦儒家处理四夷关系的基本主张,是儒家追求和平性的体现。贾谊、董仲舒、公孙弘等汉儒也主张"德化"四夷,但在具体应对上他们却灵活机动,另有一套立足实际可操作的对策。贤良、文学则将这种理想作为解决问题的实际策略,是先秦儒家民族观念在汉代的重兴。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内附前后的"德化"思潮及王莽"德化"四夷的虚伪运作,都是"德化"思想伴随儒学兴盛后不断被宣传及强化,以致变形的结果。这一历史过程也启示我们儒学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时刻做出权衡、平衡方可保持其生命力。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汉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尽管汉哀帝时期已处于西汉王朝的末期,但就民族关系思想而言,不仅内容比较丰富,而且还颇具特色。扬雄在其有关著述和上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用先进文化引导少数民族,提升各个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在共同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张,是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代表着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方向。从汉哀帝处理与汉匈关系相联系的两次“厌胜”事件中,可以看出汉哀帝本人把汉匈关系放在首位和以边境安宁为重的心路历程,说明即使是封建帝王,也并非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自私的,关键时刻也会以国家大业为重。在汉哀帝建平四年,汉朝上层围绕匈奴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思想交锋,实际上是当时官场斗争的延续。这场交锋的焦点是“威信”与欺诈,息夫躬既想欺诈匈奴和乌孙,又以“灾异”现象欺诈汉哀帝;公孙禄则提出了“以威信怀伏夷狄”的观点;王嘉则主张,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无论是对待一般百姓还是少数民族,都应“推诚行善”,决不可欺骗他们,更不能制造边疆紧张气氛去欺骗皇帝。从这场交锋中可以看出,思想斗争往往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政治斗争越激烈,思想斗争也就越尖锐。     

论匈奴分裂前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匈奴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复杂多变，既有联合也有冲突。匈奴以武力降服和役使各族，还以和亲、反间、招降纳叛、扶植傀儡等手段笼络和控制各族势力以联合对付汉王朝。在匈奴长期压迫和奴役下，各民族政权对匈奴时叛时附，甚至强烈反击。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

从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情况看,既有受皇帝猜忌和政治迫害而投降匈奴者,又有出使匈奴时主动投降者,也有出使匈奴遭到扣留而被迫投降者,还有兵败主动投降者或被迫投降者.尽管各类官员投降匈奴的具体原因和途径不尽相同,但都与汉匈军事实力的变化、汉朝恶劣的政治环境、匈奴单于的积极争取以及匈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对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问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宜对他们全盘否定,也不宜全盘肯定.应该一方面要明确指出他们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分析他们投降的背景,同时还要客观认识他们对匈奴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匈奴和亲政策初探

匈奴曾建立过一个十分强大的政权,与中原王朝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保持着时战时和的状态.其中,和亲政策在匈奴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尤其是与汉朝的关系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骄踞接受到被迫提出,从轻视到重视,从仅与汉朝和亲到运用和亲拉拢西域乌孙、车师等,匈奴对和亲的认识不断发生转变.可以说,在与汉朝的互动中,和亲逐渐成为匈奴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汉朝运用得更为灵活.     

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年——公元前八十年)生活于西汉王朝鼎盛时期的武帝、昭帝时代。他继承并发展了先秦法家学说,是西汉时代的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汉武帝推行其抗击匈奴侵略、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国家统一这条法家路线的主要助手。为了执行和捍卫汉武帝的政治路线,他同儒家学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对于巩固新兴的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尊儒反法思潮的影响下,桑弘羊的法家面貌受到了严重的歪曲,他的历史功绩也被一笔抹杀。为了总结西汉时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为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借鉴,有必要对桑弘羊的法家思想及其具体实践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对于深入批林批孔,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有着现实的意义。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历史视野中的盐铁会议“轻重”之争

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是中国进入统一政权后最大规模的基于"轻重"原理的财政经济思想在现实中的新尝试。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从"轻重"制度本身的特点、优势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贤良、文学亦不否认这种合理性,但却从官员腐败导致完全走向反面为据而反对之。盐铁会议后,均输、平准逐渐废弛。汉宣帝、元帝时期,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是一个对均输、平准制退步了的继承。王莽"五均赊贷"则因腐败问题困扰而完全走向失败。     

冒顿请婚新说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政府和匈奴在今甘肃西部的祁连山北麓,进行过一次重要战争,这是汉、匈关系史上具有关键性作用的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汉朝和匈奴的政治、军事势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加上汉武帝在此基础上把战果的影响继续扩大,这样,汉朝在军事上由原来的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匈奴在军事上的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可以这样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