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化”与去“过密化”:中国农业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尽管中国传统农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其显著特征是过密化或内卷化。即单位土地上承载了太多的人口与劳动力,这种过密化从1300年代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开始了我国农业的去过密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近2.3亿人,极大地缓解了农业的过密化。但是,我们要看到,由于耕地面积的有限和减少、人口的增长,我国农业的过密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就是要求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以非农就业、农民的市民化为发展方向。     

“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     

“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松江

棉纺织业是近代以前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学者们将其描述为技术落后和经济低效,以长期的过密化作为18世纪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标志。而通过对中国最主要的棉布出口生产地——松江地区——棉纺织业进行考察,从而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18世纪,松江棉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不是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原材料所致的结果,其成功取决于相对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19世纪以后,连同松江在内的江南地区经历了"道光萧条"、一系列的外国侵略与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来自外国的竞争也大大加强,由此导致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衰落。一度高效、繁荣的家庭棉纺织品的原始工业的残迹,导致了黄宗智断言存在一个长期过密化的历史,当然,他所说的时代是错了。     

评论“过密化”假设引出的分析思路问题

“过密化”假设提出后,中国学界的回应形成三种类型。数字分析派主要以农民家庭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标准。“过密化”假设认为,农户的经营目标是亩产量最大化。“过密化”假设的致命错误是它和“农村经济变迁”假设结合在一起。“农村经济变迁”假设构思的三种状态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演进过程,如果三者之间不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过渡点,“农村经济变迁”假设就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过密化”假设对需要用到的经济学理论,对人均产值长期没有得到提高这个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衡量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需要规定一种统一的定量属性的标准。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走向细化：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村治理

随着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力度逐渐增强,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原来适合分散型社会的大幅员乡里制不再为国家所需,必然让位于适合整体性社会的幅员更小的乡村组织,都保制于是应运而生。在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保甲、经界、地图三合一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从乡里到都保,从乡官到乡役,在收乡权于政府的同时,新的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权威体制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权威体制。宋代乡村社会缺乏门阀、乡绅一类明显的支配阶层,这种独特的时代环境为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改变乡村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也导致宋代国家对于乡村的权威,既超越汉唐,亦为后来的元明清所不及。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乡村教师“内卷化”困境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内卷化是一种投资收益不对等的情况,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这种内卷化困境在教育行业也同样存在。在乡村地区,由于教育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匮乏,在教育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前提条件下,乡村教师往往长期从事相同的教育工作模式,缺乏教育创新以及教学变革,企图降低现有教育教学的风险,维持短期教育的利益。这种教育内卷化的困境同时也让乡村教师陷入了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的局面。相对于城市地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教师的内卷化现象更为明显,受到行业内卷、地域内卷以及个人内卷等多重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乡村教师"内卷化"表现的基础上,挖掘这一困境存在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云南边境乡村地区虚空化问题及治理机制

边境乡村的治理成效直接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与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云南边境乡村地区出现一定程度的虚空化问题,具体表现为人口、人际关系、文化、经济、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虚空化,这是一个关乎稳边、固边和守边的重要边疆治理问题。在当前新形势下,挖掘云南边境乡村虚空化形成的原因并提出治理路径,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组织再造:“帮扶型”村庄治理的结构与规范整合

乡村振兴的实现依赖于强而有力的村社集体。"帮扶型"村庄治理旨在对软弱涣散的村社集体进行组织再造,而非损害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身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也需要相应变革,即从主要依靠命令、行政、动员等自上而下的简单整合转变为强化服务、法律、利益引导为主的有机整合方式。不同治理力量在组织再造的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同的整合方式,即积极的治理力量要吸纳,与国家政策相抵牾的消极治理力量予以说服和拒斥,村庄内部平衡的固有治理力量则要放任和维持。不同的规范整合方式使村社集体具有了合法性,保障了村民自治的地位。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松散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松散组织”是在资源缺乏和外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形成的组织形式,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临时性与个人权利的不完全性特征。山东省农村地区的组织普遍松散化,主要有“阶段性政治组织”、“被动的整合组织”、“无意识的模式维持组织”与“反整合组织”四种。松散组织是资源匮乏状态下农民生活的反映,对村民自治、社会资本积累和农村秩序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应该正确对待和合理引导松散组织。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嵌入式治理：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机理——以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例

以田野政治学为视角,选取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个案,通过建构“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可以通过组织嵌入、过程嵌入与行为嵌入三种机制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弥补乡村既有治理结构的功能性局限。组织嵌入、过程嵌入、行为嵌入以及彼此间的嵌入程度影响协商民主整体嵌入性,进而深刻影响乡村治理效果。当然,嵌入性并不排斥自主性,“高嵌入性-强自主性”形成的嵌入性自主,是协商民主嵌入式治理的理想类型,也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     

中美中国史领域的一次对话——从“过密化理论”到“规范化认识危机”的讨论

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通过对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研究,提出"过密化理论",进而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对传统解释范式发起挑战,引起国内学者的热切关注和争论.本文力图回顾十年前的这场讨论,勾勒出国内学术界的主要见解及争议,并阐述黄宗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价值.中美中国史领域的这次对话使国内史学界得以将讨论中获得的一些有益的方法启示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并进一步发掘出其对新社会史研究的导向意义.     

嵌入式法治:基于自组织的乡村治理

通过调查黔东南地区归平侗寨房族组织结构及其特点发现,房族组织是当地重要的乡村自组织,法治巧妙地“嵌入”族规和纠纷解决之中。 乡村自组织资源非常丰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法治推进的本土资源。 法治嵌入乡村自组织主要有制度嵌入、规则嵌入以及行动嵌入三种方式。 制度嵌入主要通过“行政权主导乡村自组织制度设计”机制实现;规则嵌入主要通过“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转化”机制实现;行动嵌入主要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实现。 基于乡村自组织的“嵌入式法治”是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模式,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目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