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监督: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

加强权力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公共权力是不能被用来交换的,权钱交换中的“权”是已经被“私有化”了的“公共”权力,这一过程历经公权与职务分离、公权与主体分离、公权与客体分离、公权与职能分离、权力体系变异等五个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权力仍有被变异的危险。为了防止因为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分离所引起的权力变异,亟需为公共权力的运行设定规则,把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实行权力监督,权力公开运作,有利于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有利于我党取得群众信任,有利于提高干部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对腐败起到预警、抑制、惩治的作用。      

论权责统一:公共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源于公共权力“公属”和“私掌”的分离 ,解决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是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之一 ,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 ,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价值目的。因此 ,对公共权力的设置课以相应的责任规定 ,以建立权责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 ,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 ,也是公共行政合理的逻辑     

中国文化的公私观

作者认为,作为“正义论”的中国文化的“公”、“私”观,是剖解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内在原则体系所必须正视的中心环节。从分析“公权”、“公共权力”、“私权”等基本概念着手,通过对“中西文化建立其公共权力体制的不同路向”的回顾,本文系统地论析了“公”、“私”观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意义。文中触目皆是的新解,对于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理解吾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处境,以及澄清西人、国人对中国和西方文明背景的种种误解,提供了某种值得学界认真考量的思路。     

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补充

受"公"、"私"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影响,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呈现出社会化和公法化的发展趋势.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地突破传统私法的领域,其公权性质的体现已甚是明显,突出表现为国家(或政府)的公权力干预不断强化."政府角色"越来越多地介入知识产权制度;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都倾向于向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化"发展.知识产权的公权性质主要表现在社会公益性、国家授予性和利益权衡性三个方面.     

论权力应是公权力

权力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将权力限定在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一方社会主体所拥有的,对其它社会主体的强制性支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使得后者服从前者的意志。权力具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种形态,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属性。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现代公共权力功利观：新公权主义

新公权主义是一种在满足合理的社会功利需求的同时,满足正当的个人功利需求的权力功利理论。其核心内容是维护合理的公共利益和正当的个人利益,出发点和归宿是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和谐与平衡,基本前提是合理保护私权和私利,关键是科学制约公权;坚持新公权主义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基本原则;实践新公权主义要以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以维护社会公正为理想目标,以约束公权、理性施政为关键,以保护合理的公共利益和正当的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以预防和惩治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为重要手段。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龚自珍论“私”

中国思想发展到晚明,私成为一个热门论题。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都注意到了"私"的问题的不可回避性。他们在传统的立公灭私的框架下试图给予私以一定的位置。清代中叶的思想家龚自珍第一次从正面肯认私的合理性。他从三个方面肯定的私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私的观点的出现,意味着新的思想的成熟,是中国思想转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论公共权力滥用的道德约束机制

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光有法律的约束还不行,同时必须有道德的约束.公共权力行使方式必须是理性的和正义的,充分体现道德精神;同时,权力主体的道德能力保证也是防止公共权力滥用的重要因素;从约束的心理过程而言,要经过畏惧感、义务感、羞耻感三个阶段.     

“公信”论——关于当前我国诚信建设的思考

"公信"是"公共诚信"的简称,指公共性质群体对诚信规范的遵守,与"私域诚信"相对。"公信"缺失是我国诚信问题的症结所在。"公信"建设是我国诚信建设的关键,其中政府诚信的建设又是"公信"建设的重中之重,非权力性群体组织的诚信则是"公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公共权力流失问题分析

人们所关注的腐败的焦点,是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违背或偏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集团攫取各种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即以公权谋取私利的这一类腐败。这一类腐败的发生包括权与利两个基本方面,两者之中,权力显然处于主导、中心的地位,因而,防止这一类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对公共权力的有效控制,使其运作不背离公共利益目标;而控制权力的关键,是防止公共权力的流失。公共权力流失是指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背离权力应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从依法行使权力的主体流向合法主体之外的个人、集团等社会成员或组织等。公共权力流失虽不会直接导致腐败的发生,但必然导致权力的失控,失控的权力却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因而,掌握公共权力流失的现状、分析流失的原因、探索防止流失的措施,是当前防腐反腐、加强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后危机时代世界政治发展的问题探索

研究指出,国际政治从"小政治"向人类可持续发展、全球文明等国际"大政治"的纵深转型发展,国际各种矛盾尖锐突出;世界政治暗流涌动,名为价值观之争,实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世界性矛盾。由国家个体的政治之争演变成政治联盟之争。政治和经济的服务关系困惑着政治的前进,世界政治权力与国家主权边界难定;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也模糊。世界政治在对抗、动乱、妥协的夹缝中曲折前行,出现了政治斗争间接化、国内化、约束化;经济化、公司化、借贷化,政治统治走向疏导和善治;政治沟通互动化、亲民化;政治管理转向服务,走向法治。     

当代中国公权与私权和谐关系的建构

随着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权利,不可避免地引起与加深了私权与公权的冲突,如何协调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建构和谐的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成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代中国建构公权与私权的和谐关系首先要确立私权的正当性,然后从权力制约权力、法律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社会制约权力、道德制约权力等方面加强对公权的限制,把公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私权免于公权无限扩张的危害.     

权力的本质是公权力

段凡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一则基于权力主体而言,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公权力主体。政党并不是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国情等原因,执政党的决策和指令,能够通过国家机关得以贯彻和实施。所以,执政党的权力也是公权力。二则基于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权力准确地说应该是公权力,而不是所谓的“私权力”。     

政府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困境与超越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目前仍在继续深化,真正自由的市场仍未建立,政府仍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仍以各种方式干预市场,这也是政府未能足量提供非经济公共物品,以及政府部门和官员频繁伸出"掠夺之手"的主要原因。政府自建国来一直未能建立系统的权力配置与约束体系,未能按照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设计权力约束机制才是困境根源。建立真正自由的市场和民主社会依赖政府的转型,转型的核心在于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政府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应制度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政府内部审计制度;优化国家审计的治理机制,促进政府治理走向"善治"。     

试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依据

诉讼调解是实现法律效益最大化的有效载体,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对于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的质疑和权利制约权力理论、权力制约理论的支持,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共权力监督与机制建设思考

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执政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和公共性特征决定着权力的责任和影响。权力大,责任就大,影响力就越大。公共权力一旦失去监控而被滥用必然导致权力腐败,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进行约束和监控。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需要正确把握权力制约监督的主动权,探寻权力制约监督新思路,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