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天空，你也是鸟巢——浅论泰戈尔英文诗歌《吉檀迦利》的泛神论思想

泰戈尔是印度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其英语诗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诗集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诗人宗教”精神,既追求“梵我同一”的神,又追求以虔诚之心以爱心实现人神同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境。泰戈尔心目中的神在具有印度传统的无处不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的传统意义的同时;又寓于西方关于体现人的内在本质的现代精神;达到东方“泛神论”思想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英语文学的魅力与东方文化情致共同铸造了这部蜚声世界的文学巨著。     

印度苏非派哲学与泰戈尔的宗教神秘主义

泰戈尔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受印度苏非派哲学的影响,两者在对神的理解、对神的体悟以及敬爱神的方式、具体途径、追求目标等方面有类似点,从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及相关论述可看出,研究二者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泰戈尔作品的理解.     

译诗对冰心诗歌创作和翻译的影响

对冰心诗歌创作的研究本无新意,但从译介学的角度对之加以论证的却不多见.本文在论述泰戈尔对冰心诗歌创作的影响实质上是郑译泰诗的影响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阅读郑译本<飞鸟集>对冰心诗歌形式内容和语言意象的影响,并探讨了阅读译诗建立起来的翻译文学概念对冰心后来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的影响.     

冰心“爱的哲学”生成环境浅论

冰心“爱的哲学”的生成环境可以从社会和个体成长环境两方面分析,前者主要包括五四时期文艺思潮对人道主义的推崇、对童真的发现与崇扬以及泰戈尔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后者则主要是指家庭背景和基督教精神的影响。     

庄子“神人”观念与魏晋精神生态

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哲学中精神自由的代表,具有自由自在、自至而成、自然而然、自性逍遥的特征。“神人”观念在被道教用来深化方士的神仙思想、构建游仙思想时,演变成为一种信仰。由于道教理论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和宗教实践方式的可验证性,游仙思想最终走向了破产。但“神人”观念却由此从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对魏晋时期的精神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     

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与文化功用

后殖民时代 ,“换语作家”倍受关注。作为换语作家 ,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影响下 ,背离了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 ,肯定了基督与宗教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动作用 ,并试图通过宗教来完成一条通向理想的人的道路。他的寻神、造神思想和宗教观超越了俄罗斯文学前辈 ,与俄罗斯“新精神哲学”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他重铸后的宗教观具有较积极的文化功用。     

人是中心·人道是灵魂——从三个创作期看泰戈尔的现实主义倾向

谈到泰戈尔,人们往往把他同“神秘”和“浪漫”联系起来,西方长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神秘的浪漫诗人;许多泰戈尔的崇拜者甚至“把他想象为一个永远在感觉世界以外寻求着与无限和永恒进行交流的纯粹的神秘和宗教诗人,”我国不少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这样的看法, 其实,这种看法只是一种误解,误解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泰戈尔片面的了解。泰戈尔的     

王统照与泰戈尔

泰戈尔对王统照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王统照的第一部新诗集《童心》，尤其是其中的“小诗七十六首”，在意象选择，诗行的排列以及对大自然的礼赞诸方面，都深得泰戈尔小诗的神韵。王统照对泰戈尔诗艺的借鉴，在于他与泰戈尔在人生理想与美学追求上的切近。其中，王统照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女性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审美定势心理，是其与泰戈尔诗歌情新、恬淡、含蓄、哀婉的阴柔美产生强烈共鸣的重要原因。     

伊斯兰苏菲主义神爱论及其哲学流变

伊斯兰教义学说中,神爱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苏菲学者把神爱观念纳入修行理论,爱被视为苏菲修行的最高状态。在吸纳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苏菲神爱论思想维度不断扩展。10世纪中叶,为避免与正统教义相抵触,苏菲神爱论渐趋哲学思辨,强调爱主和敬畏的结合。自安萨里把苏菲精神纳入到正统教义以来,神爱论在教义学、哲学和诗歌方面得到发展,并被赋予社会属性,转向＂爱的宗教＂,强调爱主基础之上的宗教宽容。     

青年冰心的精神肖像与她的小诗

冰心那些向泰戈尔致敬的文章以及写出的小诗,都远比郑振铎对这位哲人的理解,更为深刻也更显神秘。泰戈尔的"孩子"典型是爱的化身,是对冰心的"母亲""大海"和"自然"的补充。《新约》中四部福音书对爱的展示,《旧约》中的部分情节及泰戈尔的爱的福音书,共同构成了冰心的"宇宙的爱"和"爱的宇宙"。爱的哲学显现在带宗教色彩的诗、小说、散文中,对她的作品有着正面和负面的效果。整体上看,冰心受限于浓厚的宗教情感所导致的不足,但由这种纯粹的情感所激发的作品仍值得称道。在冰心对精神状态的描述中,不仅强调了爱,也包括一些由寂寞、孤寂、烦闷、悲哀等等同义词所传达出的与之对立的情绪。在这方面冰心是"五四"一代人的典型代表。冰心智识的发展本身就是"五四"之后的时代最有趣的故事。令人遗憾的是冰心囿于时代局限,终于无法超越两种张力:一方面是本土传统和外来冲击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则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文明智慧源泉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张力。1     

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以《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为例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高峰.在中国,它曾在不同时期被不同译者多次翻译成汉语.研究中借用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思想,对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进行划分,据此分析和讨论《吉檀迦利》冰心译本,论证非文本因素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产生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论冰心诗文中的生命意识及其受佛教的影响

冰心的早期诗文中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并不是指对普通的生命状态的思考,而是表现为对这生前死后的生命状态的追索,是一种宗教式的生命观。这其中有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的影响。可以说冰心的这种生命意识是她同时代作家所少有的。对于这一点,冰心研究者们目前极少注意到。     

泰戈尔与屈原颂神诗歌比较研究

印度现代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写过许多颂神的诗歌,使他获得广泛世界性声誉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宗教抒情诗,抒写了诗人对神的向往以及人神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中也创作了许多歌颂神灵的诗篇,《九歌》堪称为代表。中、印两大著名诗人都拥有世界性声誉,也都在各自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创作了大量颂神的诗篇,但两者对神的理解和态度是迥然有别的。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印两国人民不同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论冰心与中国儒家文化

由于其家庭背景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冰心成为闻名中外的温柔典雅，贤良淑慧，乐善好施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典范；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冰心又是一名思想前卫，个性突出，乐观开放的现代新型女性的代表。然而，凭着她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冰心巧妙地将这种传统思想和现代意识进行有机融合，成为举世闻名的人文一致的中国文坛祖母。     

冰心、庐隐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冰心、庐隐早期都接受过基督教文化的教育。在冰心、庐隐的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基督教文化的痕迹。但冰心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形成自己温婉的小说风格。庐隐却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形成自己凄婉的小说风格。对基督教文化不同的感悟,形成了她们不同的文学创作观,因此她们对“人生究竟是什么”有着截然的不同答案:一个是“爱”,一个是“恨”。     

从天国到人间——论冰心的信仰转变

冰心的信仰转变始于20世纪30年代,她的民族意识随着对基督教和西方的怀疑而逐渐增强,国内接连不断的战祸使其思想更趋现实。唯物思想的传播引发了冰心对马列主义的认同;她的基督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人化倾向从根本上导致了其在50年代初向社会主义文化急速转向。     

冰心留美散文的生态之美

《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是冰心留学美国期间散文创作的重要收获,它们充溢着天然的生态之美,主要表现为:以“母爱”为现实根基的生态平等之美;用“童心”拥抱自然和人生的“诗意的栖居”之美;去国怀乡的“家园意识”.冰心潜在的生态立场成就了她独特的创作个性和作品内涵,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中国乡土文化视阈中的天主信仰——以晚清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

对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和核心。晚清乡土教民在按照天主教教义的要求有意识地去吸纳“天主”信仰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以他们固有的认知结构、生活经验以及信仰习俗,对其进行“无声的改造”,将中国式的宗教意识、思维逻辑和信仰模式植入天主信仰之中,使天主教义中原本清晰单纯的“天主”观念呈现为一副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     

至善与圆善——论牟宗三对康德三个公设的消解

德福一致的问题在中西哲学中的解决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智慧。康德强调追求幸福是人的义务 ,但又把它置于实践理性的约束之下 ,最终引出了上帝的公设来保证“至善”的实现。牟宗三以孟子的心性本体为依据 ,发掘其内在而超越的特性 ,将德福问题消解在体用之心内 ,使物随心转、心意知物只为一事 ,完成圆善论。实际上 ,他们都还笼罩在理性主体的阴影中 ,从而忽视对展开状态下生活世界的关注。作者认为通向真理的道路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与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