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藩属国朝贡制度之比较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典型朝贡国有朝鲜、越南、琉球;准朝贡国主要是其他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本文将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藩属国朝贡关系加以比较,从中发现在政治、军事、礼仪、经济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而在中国对其的控制、朝贡手续及朝贡时间、贡期、贡道、贡物、规模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透过这些差别,我们不难发现,朝鲜是典型的朝贡国,东南亚其他藩属国是准朝贡国。     

略论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

在东亚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着朝贡体系,这是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基本国际关系形态。日本曾经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成员。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相比,日本独具特点,是反复无常的朝贡国,也是这一体系的终结者之一。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首先是出于寻求经济利益,其次是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乌桓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明帝永平十六年(73),朝贡活动以辽西、辽东乌桓为主;第二阶段从安帝永初三年(109)至桓帝延熹九年(166),朝贡活动以乞降为主;第三阶段从灵帝中平五年(188)至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朝贡活动以三郡乌桓为主。乌桓对东汉朝贡活动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边疆民族势力消长过程中乌桓朝贡活动的特点。     

唐前中柬朝贡关系考述

扶南对华朝贡的历史始于三国,在唐前各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特点.三国时期,扶南对东吴朝贡至少3次,朝贡物品包括琉璃、乐人以及其他方物,其朝贡记录还被栽入东吴宫廷雅乐.西晋时期,扶南频繁来华,进献物品更为丰富,其朝贡面貌也以雅乐歌词、史传等方式载入了中国历史.南齐时期,扶南对华朝贡的目的增加了军事援助的新内容.梁武帝时期是扶南对华朝贡的高潮,此期扶南的朝贡具有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与宗教交流多重功能.唐前扶南朝贡历史所体现的朝贡特点以及对中柬两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中柬两国的发展历史上都具有典型意义.     

成化二十二年苏门答剌国使节

明朝时期,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的大巽他岛东北部有苏门答剌国.该国因受郑和下西洋等影响,从永乐年间开始遣使赴中国朝贡,定期朝贡达30余年之久,但之后几近中断50余年,直至成化十六年(1480)再次遣使赴华.然而成化年间的赴华朝贡使节发生了与朝贡国身份不相符的违法事件,并引发了不愉快的纠纷:一是利用外交使节的特权,进行贩卖人口及装载私盐等不法行为;二是朝贡使节并无携带勘合和印信,实际是以交易为目的,伪称是苏门答剌国使节.促成这些不法行为有其深层背景和原因.     

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古代中国长期沿用的一种寓政治和经济为一体的特殊对外政策。在促进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代立国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又有新的发展。作者从朝贡贸易的实行措施、鼎盛表现和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对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进行全面考察。     

梁廷枏《海国四说》的亚洲认识与朝贡理念

梁廷枏撰《海国四说》对近代中国人地球视野的展开与亚洲认识的形成作了较为明晰的记载,且实录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朝贡贸易源流,为今日东亚贸易区以至东亚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资料,而解读该书体现的朝贡理念,也给予新时期思想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西汉属部朝贡制度

属部朝贡制度是在西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所确立的原则和模式,对后世历代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论述了西汉属部的不同类型和承担的政治义务;探讨了属部“朝正月”制度的源起、发展和具体内容;考察了西汉对属部朝贡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研究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一经建立便很快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先后经历了建构、发展、整顿、破坏,以及由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演变为敕书朝贡制度的不同阶段。明朝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王朝政治体系,由中央礼部、兵部和地方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明前期)共同管理女真朝贡制度。其全力经营女真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是为营建"大一统"的国家规模;二是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防范和牵制北方蒙古部。从女真朝贡制度运作过程看,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因此将女真朝贡活动简单地定位为女真朝贡贸易活动是不准确的。     

晋与南北朝时期古韩国人对华“朝贡”和“归化”考辨

晋、南北朝时期,古韩国人对华“朝贡”、“归化”很频繁,但规模并不大。古韩国人之所以如此做,是迫于外部战争和内部权力斗争的压力而勉强为之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同时,加强了两国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中国封建王朝对古韩国人“朝贡”、“归化”的过分渲染,只是为了安抚、监督、宣威于边境附近地区的两国人民。     

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

宋朝与高丽通交的时期堪称中朝两国历史上最为和睦的阶段。双方外交往来政治属性较弱,其中一个阶段基本上完全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高丽对宋频繁开展了朝贡贸易。丽宋朝贡贸易的航路和基本方式及交流的物种等,归纳了高丽共68次来宋朝朝贡的具体情况。     

万历四十五年田生金《报暹罗国进贡疏》研究——明代中暹关系史上的一份重要的中文文献

田生金《报暹罗国进贡疏》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万历四十五年暹罗国来华朝贡的经过及此次朝贡没有携带敕书和勘合的缘由,本文通过对田生金《报暹罗国进贡疏》中中暹朝贡关系的分析,论证了中暹朝贡体制中敕书、表文与勘合、贡品及贡使等问题,并通过该疏中提供的暹罗国王情况,考证了暹罗王朝更替的史实。     

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

金朝与蒙古草原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始于金太宗天会三年,其后逐步建构发展起北方游牧部落朝贡关系,直到金卫绍王大安三年蒙金全面开战为止,大约存续了80多年。金朝采用剿抚结合的手段经营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统辖关系,以北部缘边东北、西北、西南三路招讨司为主,管理游牧部落的朝贡活动,设立榷场进行互市,对蒙古、阻等部落酋长实行册封、宴赐制度,但不允许朝贡成员入内地朝贡,通常在界壕贡场对朝贡者进行回赐。金朝多次出大军镇压草原游牧部落的反叛者,表现出具有强力色彩的羁縻关系。随着北方游牧部落日益强大,金朝直辖区与草原游牧部落朝贡区的分界线"界壕"一再向南内缩。成吉思汗对金开战,结束了北方游牧部落与金朝的羁縻朝贡关系。     

朝贡体系对当今东亚一体化制度建设的消极影响

本文从朝贡体系角度来解释东亚一体化制度建设难产的原因,分析东亚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对东亚一体化制度建设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首先对东亚朝贡体系进行简介。然后分析论证朝贡体系对体系中的国家在国际规则建立、主权敏感性、以及民族主义情感方面产生了不利于东亚制度化建设的消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议东亚应借鉴本土历史,创建更适合东亚特性的一体化制度而非遵循欧洲的经验开展一体化进程。     

世界体系视域下的甲午战争再反思

在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世界体系的视域下研究甲午战争,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国内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式微和日本崛起的结果,也是列强争夺远东与殖民中国的进一步演进。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

在宗教祭祀、医药薰香、饮食调味过程中,香料必不可缺。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域外香料朝贡的高峰期,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郑和出使西洋,在明代香料朝贡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政治、文化与经济交流史上不可忽略。宫廷和民间对香料的旺盛需求,以及朝廷"四海归顺"的政治目的和寻找海外香料,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它使海外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强盛,促进了中外香料贸易的积极发展。香料朝贡贸易带来的民间香料贸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王会赋·图：帝国形态的历史影像

王会是古代朝贡礼仪形态,由《周书》最初记述的文本到汉晋时期辞赋的描写,再到南朝至唐代“王会图”的绘制以及围绕其图而出现的题图赋,形成了由经文、赋文到图文所构建的帝国形态与历史影像。以“王会”为赋与图的视点,由现实与想象积累起来的文学书写,因其外交礼仪的特征,观风为其赋图显像的意义,尚奇为其赋图异域人物情致的呈现,而宣威与昭德,则是这类赋图创作的主旨。同时,这类图像与赋作的不断重写,实围绕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其中通过讴歌、怀疑以及讽喻,又可打开作家题写《王会图》之赋作的特殊心境。     

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

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初对外关系的两件大事。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倭寇,它对于加强海防、维护新生的明王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海禁相辅相成的朝贡贸易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它首先考虑的是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其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引起地方官员和民众的不满,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因此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夫余与东汉王朝朝贡关系研究

夫余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朝贡东汉王朝,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安帝永初五年(111);中期从安帝永初五年(111)至顺帝永和元年(136);后期从桓帝延熹四年(161)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对东汉朝贡之始,是出于寻求政治利益,其次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也是东汉王朝对夫余国政治统辖力度最强的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对夫余国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都起到积极作用。夫余对东汉朝贡活动最初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制约,之后主要受东汉与高句丽相互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