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论著,但一些重要的史实仍不清晰,有的则被曲解。在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都呈现为政治性占主导地位,学术因素受政治观念的制约,故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史学影响。在论战之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应是组织性举措;王礼锡编辑的《读书杂志》实际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论战的舞台。对于社会史论战,其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不宜评价过高,真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者,乃是随后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福建事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论战,是三十年代初期由现实政治斗争直接引发的一场思想理论大论战,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论战同国共之间斗争以及同中共与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关系,有人已作专文评述。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往多被忽略,这就是,通过这场思想论战,国民党     

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为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规模较大且影响深远的论战,论战焦点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此问题关系着是取消革命还是发展革命的问题,关系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及必然性问题,是历史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社会化、文化多元化的情势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又一次泛起,故必须认清其危害,旗帜鲜明地进行批驳,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萌生的社会根源.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论郭沫若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为探求中国社会的究竟,走向何处去?在党内和理论界展开了中国社会性和社会史论战。对于社会性质论战,迄今学术界在具体论述上还有分歧,有的论述范围较广,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各政治党派对民族和阶级寻找道路的探求,及     

继承·创新·超越——文化理论三题

文化,对于社会生活方式,对于人们思想、行为,对于政治、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就成了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人类自从产生了文化,便有了文化模式选择的论争,形成不同的文化学派。在中国,从古至今支化上的论战绵延不绝,有先秦诸子百家的论战,有汉代关于“独尊儒术”的论战;有唐代关于复古运动的论战,有宋代关于革新运动的论战;在明、清,有前、后七子、公安派、桐城派等的论战。近代以降,文     

略论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不能顺利发展资本主义,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因于农业不能顺利发展资本主义。中国近代农业为什么不能顺利发展资本主义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单从理论上讲,它关系到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及其前途问题,早在本世纪30年代国内曾就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其中就涉及到上述问题。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此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仍欠全面。笔者认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文化变革与社会进步

1.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化之争贯穿始终的.这场文化论战,既是清朝末年中学西学之争的延续,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反映.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历来存在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对立着的两大文明体系来进行分析、比较、评判、论辩,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论战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问题甚多.论战的实质,是反映了社会变革的需求,实际上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和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辩论.     

本土化：中国社会学20世纪20～40年代的探索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学的建构期。如果说社会学从19世纪末开始的导入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过程的话,那社会学的建构也正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要求,也是社会学学科化的必然。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崛起。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将马克思与孔德、斯宾塞同列为社会学的鼻祖之一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中国共产党人的热心传播和倡导,尤其是通过“问题与主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得到了长足发展。在20～30年代,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及学者…     

同盟会成立前后报刊论战述论

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发生了三次大论战。分别是同盟会成立前,以美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大论战：同盟会成立前后,以日本为主战场的第二次大论战;同盟会成立后,以南洋的新加坡为主战场的第三次大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并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对国家出路的求索

1930年代初，王礼锡、胡秋原等中间知识分子群体以《读书杂志》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读书杂志派”。在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不仅以学术探讨和思想论战构建其对中国前途的一套看法，而且通过革命实践实现其对未来建成的“新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国家问题的政治诉求。尽管他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归于失败，但其坚守中道、理性立场，兼容并包各种思潮，始终秉持民族主义思想，寻求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诉求，在今天看来仍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晚清三次思想分化与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变迁

晚清时期出现的三次思想分化,是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在不同阶 段和不同层面的展开：第一次思想分化时逢洋务运动,其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现代 化”;第二次思想分化正值戊戌变法,其实质是“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第三次思想分 化恰当清末新政,其焦点是究竟采用哪一种“政治现代化Ｄ模式”。三次思想分化的依 次推进,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从萌始到成熟的运行轨迹。     

创新和发展: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0世纪的一百年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着经济学消灭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还是生产关系,以及苏联范式展开了三次大论战,形成了非商品经济论、半商品经济论和商品经济论三大学派。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第三次大论战时期,以当时的主流学派苏联范式为理论依据。第三次大论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一分为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随之分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主要探索如何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也没有类似苏联范式理论可以参考,其出路只能是从国情出发,艰难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从所有制经济学到分工经济学的转变。     

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地位和社会文化背景

农业大国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每当我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关键时刻,农民都以其创造性展现出了他们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势力和作用。我国农村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我国农民拥有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不仅使我国的政治发展不同于西欧国家,而且也使中国政治问题更加复杂。忽视农村变迁或鄙薄农民都是不可取的。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清醒的认识,探寻中国政治发展的出路,决不能背离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五四时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次大传播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极端恐惧和激烈反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就是这种激烈斗争的反映。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及其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以及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论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

文化冲突是政治冲突的先导。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解决这两对矛盾就成了近代中国的重要课题。毛泽东在近代长达百年的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回答并解决了这两对矛盾，提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这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现代中国如何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商君书·更法》注译

更法就是变法。这篇文章以对话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同甘龙、杜挚在要不要变法的问题上进行的一次大论战。这次论战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一次政治斗争。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严厉批驳了甘龙、杜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复古倒退思想。商鞅根据历史的事实,指出“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主张。这场论战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揭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的地方暴露出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     

重新审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除一些“现代史”著作有所论及外,几年前出版过这个专题的资料选集,并陆续有关于这一专题的论文发表。这说明史学界对这一课题是重视的。但在有关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分析和评价中,似存在着不够全面和精当之处,本文就此发表一点看法,供史学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