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论汉武帝的法治路线——兼谈汉武帝与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继承了秦始皇、汉高祖的法治路线,对于巩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汉武帝又容纳了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冈此,对汉武帝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论述。长期以来,尊儒反法派肆意歪曲汉武帝的法家真相,甚至把汉武帝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偷天换日地归结为接受董仲舒建议的结果。现代的大儒林彪也大肆吹捧董仲舒,恶毒攻击法家是“罚     

论司马迁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厚李广而薄卫青”为切入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的刻画及评价都表达出他"厚李广而薄卫青"的情感,究其原因是他的政治理想追求和个人际遇等与汉武帝的君主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司马迁由衷赞赏汉武帝之前无为而治的政治情形。盛世王朝下的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对外连年战争,对内则与民争利等形为使司马迁看到了前朝灭亡的影子。面对思想界、政治界专制主义加强的趋势,司马迁喊出"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对李广凭借一己之力而或为将或为太守的"厚"和对从奴隶变为太中大夫的外戚卫青的"薄",正是司马迁对这种专制主义弊端的揭露与控诉,也是司马迁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表达。     

《孙膑》

本文节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生长在这个家庭里,有机会阅读了许多古代文献,在二十岁以后又游历各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史料。其父死后继任太史令官职,三年后开始写《史记》。在《史记》草创未就时,他因汉将     

《史记》首著黄帝用意探析

司马迁撰《史记》,既不从盘古开天地写起,又不尊圣人之意从尧、舜写起,而著黄帝为首,定有原因.据探析认为,其用意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本着"实录"原则,不唯经圣,以信史为据;其二是树黄帝为中华民族不朽之典型;其三是借古讽今,以讽刺批判汉武帝好神仙的愚昧;其四是赞扬汉初实行"无为而治",以推崇道家.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

司马迁对汉武帝是有肯定、支持、赞颂的，但更多的是否定、反对、批判的态度。这主要是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同武帝不同造成的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司马迁的心理障碍

本用司马迁自己选用的史实来论证司马迁的心理障碍,以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评史遗下的错案,贬抑了李广畏罪自杀、李陵投降,为有功于国的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张目。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司马迁“南游”年岁和有关问题考辨

司马迁“南游”原因有三：一是出自司马迁的自觉自愿，二是由于父隶司马谈之举荐，三是由于汉武帝的恩许。司马迁南游时，年已三十，时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南游路绳中的“楚”，实指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陈涉所建的“大楚”，包括有大泽乡和都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地区。南游大约用了三年到四年时间，即汉武帝时，元鼎元年到三年(前116—114年)。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司马迁遭李陵祸及受宫刑之真相辨析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潜心于他的不朽巨著《史记》撰写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如晴天霹雳,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李陵事件”之祸.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司马迁坦诚地向汉武帝陈说了他对李陵败兵匈奴一事的看法,而独断专横的武帝听不进逆耳忠言,便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将其下狱,处以宫刑(又称腐刑).事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分析这件不幸的遭遇,觉得事情的发展并不就是如此简单,而是有其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所谓“诬上”、“沮贰师”只不过是汉武帝利用李陵案件玩弄的幌子和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教训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史记》实录史事,在许多地方揭了汉武帝的短.在此之前,武帝早已怀恨在心,但是碍于司马迁位居史职的身份,无法直截了当地给他点颜色和厉害,适逢此事,于是阴险的武帝计上心来,演出了这幕遮人耳目的丑剧.下面试论述之.     

司马迁父子撰史指导思想异同论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的心血结晶。司马谈身为太史时，便志欲撰史，但因不得参加汉武帝的封禅盛典而患病离世。临终前，把撰史这一宏大志愿托付给儿子司马迁。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完成了史书的编纂述著。     

《史记》的讽刺美

讽刺是美学的范畴之一。司马迁的《史记》是有卓越的讽刺艺术，主要运用了以下讽刺手法：选取人物语言、让人物自我画像、善于画龙点睛、善于对比映衬、叙事曲折跌宕、章法回环照应、灵活运用虚词。     

司马迁生年补证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王国维(即王静安)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一是李长之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 在认定司马迁生年的问题上,一般人认为根据只有《太史公自序》中的两条注释:一条是唐代司马贞的《索隐》,从中可以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另一条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据说又能从中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就是根据对《正义》的理解,给司马迁的生年作了结论的,而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通过对《索隐》和《正义》两者进行比较辨析之后,拿出十条持之有故、顺理成章的证据,最后才得出结论的,因此,是比较科学可信的。     

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赐书于司马迁,司马迁作此书以报之。书中提及司马迁生活、创作中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和《史记》的创作情况的极为珍贵的材料。但是,二千年来,对于这封书信的内容和写作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因而未能充分地用来说明司马迁的生活、思想、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本文试图从《报任安书》的内容及有关史料,谈一谈此书写作的一些情况,供参考。一、任安与司马迁的关系和《报任安书》的写作情况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原来为卫将军(青)舍人,后被推荐于汉武帝,颇     

汉武帝“巡边至朔方”与直道交通

《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经营朔方,又有"猎新秦中""北至朔方""并北边以归""巡边至朔方"事迹。这些事迹均表明,无论是朔方军事防务的加强,军运的充实,还是民户的大规模迁入,都是因交通运输效率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秦始皇直道的交通条件,很可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迁自己在叙说蒙恬悲剧时也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司马迁行历秦直道,应当是随行汉武帝出巡。汉武帝往返北边,很可能经过秦直道部分路段。对于这一交通史迹的相关考察可以推进交通史、军事史、边疆史与民族史的研究。     

史公和时势——论《史记》对武帝时政的委曲批评

以前的学者谈司马迁的思想时,比较喜欢提出他对儒家和黄老的意见。本文则重点考察司马迁怎样通过多样化的撰写技巧,表明自己对于汉武帝时政的评价,指出司马迁既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反对武帝任用酷吏。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委曲批评的方式,即所谓"继《春秋》"之"忌讳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