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

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借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在巢湖农村进行的历时9年的四期纵贯调查数据,构建起代际交换变动的多层曲线增长模型,对老年人在60岁及以后的整个生命阶段中,个体年龄、出生队列和家庭生命阶段三方面因素对家庭代际交换的效应进行了分解,并描绘了代际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代际交换的发展动力源自于社会、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其动态轨迹既是个体发展过程和历史过程,也是家庭策略,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时间、历史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同步。     

我国退休年龄是否应该调整？——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医疗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带来沉重的压力。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是19世纪50年代制定的,退休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退休年龄,因而是否应该调整退休年龄也成为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我国应该提高退休年龄;但是,推延退休也面临一些矛盾,因此有学者提出目前应维持现行退休年龄。本文对正反两方面观点分别进行归纳梳理并介绍了退休年龄的调整方案。     

论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1．退休制度，顾名思义，是指职L经长斯工作后，已年老体表，无法坚持日常工作而退出工作岗位，领取退休金以安渡晚年的制度。是否能坚持日常工作，应为退休的主要条件之一。我国现行退休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是在50年代，根据当时人口寿命和健康水平制定的。1957年我国人口寿命只达57岁，而199O年已达69岁。退休年龄应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而延长。2．知识分子培养时间长而费用高，脑力劳动的衰退则远慢于体力劳动。除高龄老人外，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充实和提高。而文化水平越高，经验越丰富的人，理…     

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临退休的劳动力样本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延迟退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构建了三期生命周期模型,理论推导和分析了个体的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基于Charls2018的数据,将临退休劳动力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理论推导所得出的假设。研究结果发现：个体预期寿命延长会显著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个体倾向于延长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同时也会延长工作时间为老年时期增加经济来源;个体受教育年限与退休意愿之间具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关系,受教育年限较低和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两个群体都表现出具有较为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受教育年限增加会促使个体为延长投资回报周期而延迟退休时间;同时高学历的个体收入较高,这又会使个体倾向于增加闲暇时长,提早退休。在调节效应方面,性别在预期寿命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预期寿命的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性别在受教育年限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男性会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退休意愿,但不存在复杂的U型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更加符合劳动者预期的退休制度提供了参考。     

养老金性别差异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城镇“老人”为例

为了了解养老金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原始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本研究发现：．女性城镇“老人”在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龄和退休前职业等方面较男性城镇“老人”均处于劣势：不同特征女性城镇“老人”养老金整体上低于男性城镇“老人”：退休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养老金的性别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退休年份越晚,养老金的性别差异由退休年龄和受教育年限解释的比重越高。     

人力资本投资周期视角的退休年龄延迟差异化研究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由于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及差异性,导致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周期性和滞后性.受到人均寿命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医疗保健投资费用增加等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使潜在的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发挥效力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导致了人力资本的严重浪费.退休年龄延迟可以促进我国高素质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基于此,文章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结合人力资本投资周期视角,从参与主体、实施措施以及保障措施三个方面提出退休年龄延迟的差异化思路.针对技能型劳动者和知识型劳动者分别提出渐进性的弹性退休政策和最低工作年限政策,以期为我国退休年龄延迟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城镇老年人退休轨迹的多元化趋势与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转型背景下，增进对劳动者退休过程的认识有利于完善老年人就业及退休政策。应将退休过程视作连续轨迹进行研究，并充分考虑人群异质性与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影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中的工作史数据，采用序列分析方法识别出中国城镇男性老年人典型退休轨迹(60岁退休型、55岁退休型、提前退休型、长期失业型和非正规就业型)和女性老年人典型退休轨迹(50岁前退休型、55岁退休型、长期失业型和非正规就业型)。通过比较代际间退休轨迹分布的离散程度差异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老年人退休轨迹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和性别差异，女性轨迹的多元化程度更高，男性轨迹随代际递增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我国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亟待进行合理规划.本文用2000~2013年的统计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影响退休年龄的9大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包括经济变量因素分析与非经济变量因素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最为重要,人均受教育年限、我国城市人口就业率、在岗职工人均工资及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在其后.国家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时应当关注这些问题,并制定和执行配套措施,以确保延迟退休政策顺利推行.     

教育扩张与寿命延长对就业年限变动的影响

就业时长是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文章基于生命表技术，利用中国1987～2020年8次人口调查资料，测算1987～202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构成。研究发现：（1）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就业年限持续缩短，从1987年的38.12年下降至2020年的32.97年。（2）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发生了结构性缩短，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占平均预期寿命的比重由1987年的55.35%下降至2020年的40.81%。这一方面受教育扩张和在学年限延长（从1990年的8.50年上升至2020年的15.51年）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法定退休年龄固定不变，以及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有关。（3）中国人口老年预期就业年限出现数量增长和结构性变化。（4）就业年限存在性别与城乡差异。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文章提出加快实施延迟退休、教育改革等对策建议。     

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及代际转移在子女间的差异

本文运用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和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代际财富转移、时间转移与中老年女性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以及代际转移在子女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中老年女性更可能通过参加工作来对子女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在保持其原有工作量的条件下,牺牲闲暇时间照顾孙子女。此外,与儿子相比,她们更可能向女儿提供财富和时间转移;与继子女相比,则倾向于向亲生子女进行转移。     

试析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正> 人口学研究人类自身繁衍中代际间人口数量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过程;教育是人类社会代际间继承和传播文化的过程。人口和教育的变动过程与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密切联系。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无不依赖于一定条件下的人口的发展和教育的进化,二者由于共同维持一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特殊责任和能力直接联系在一起。从简单的生活生产知识,到高深复杂的科学技术,都要由人类的上一代向下一代传授,后人接受前人的     

延长退休年龄影响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二元劳动力市场和两种就业形式从而确定延长退休的作用对象,继而探索性地构建延长退休影响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以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关因素为媒介,延长退休分别对人力资本数量和人力资本质量产生作用,其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又从个体、结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社会公平以及相关制度机制等方面表现出来。延长退休年龄的实施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应统筹兼顾,实现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平均预期寿命、健康工作寿命与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劳动者能健康工作多久?退休年龄究竟延迟到哪一岁最为合理?这关系着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因而是非常重大的政策性问题。本研究采用生命表技术编制了我国2005和2010年分性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工作寿命及健康工作寿命表,然后从劳动力健康工作的视角提出我国延迟退休的合理目标年龄。研究发现,2005和2010年,我国男女健康工作寿命都分别接近62岁和58岁。该发现的重要政策启示在于:我国当前可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女性比男性延迟退休的空间大,男女65岁同龄退休的时机还未成熟,建议我国延迟退休的目标年龄应以男性62岁,女性58岁为上限;从生命周期角度对我国退休年龄进行国际比较,若按男性62岁,女性58岁为退休年龄上限执行,那么我国劳动力的退休生涯与工作寿命之比将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政策的操作层面来看,我国延迟退休应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并采取弹性退休制度逐步推迟退休年龄。     

关于我国老年人口界定标准的一点思考

在对我国老年人口界定标准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分析了60岁及65岁两个界定口径下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的变动情况;利用预期寿命及健康状况的数据,分析了60岁及65岁两个年龄节点时的余寿及占出生预期寿命的比重及健康预期寿命.本文认为,由于相对预期寿命及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所以我国老年人口的界定标准需要做出调整,要从主观上改变人们对"老年"的界定标准,而不是被动地"延长退休时间"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     

老龄化背景下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又以较快的速度即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压力持续加剧,从而不得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理,通过考虑工资回报率、劳动者区分因子等变量,建立三状态的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比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不同退休倾向,并依据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从各省市的角度对1990年、2000年、2010年的最优退休年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脑力劳动者的最优退休年龄应以高于体力劳动者1-2年为宜;北京、上海等经济强省可率先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贵州、云南等地可较小幅度延迟或滞后延迟.     

延迟退休对职工效用最大化的影响——基于“S”型效用函数的分析

"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使延迟退休政策被大众广泛接受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理,结合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和前景价值函数中的"S"型效用函数,构建关于工资收入、养老保险缴纳费用、养老金财富和闲暇时间的综合效用模型,从性别、闲暇偏好、工资收入水平、利率、参保年龄、养老金个人缴费率六个方面确定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退休年龄,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对延迟退休政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退休年龄下的个人效用函数是关于退休年龄的"先大幅上升,后缓慢下降"曲线。男性参保职工于63岁退休获得效用最大值,而女性参保职工于60岁退休获得效用最大值,且二者最优退休年龄并不会随工资收入水平的改变而改变,工资收入水平只会对参保职工获得的效用绝对值产生影响,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参保职工获得效用值越大。此外,若闲暇偏好越低、利率越低、参保年龄越大、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越低,则参保职工的最优退休年龄就越大。总体而言,只有考虑性别因素、给予延迟退休政策适当的弹性操作空间、改进养老保险计发办法、创造更好的老年就业环境,才能使延迟退休政策更好地推行。     

论代际关系

一、代际关系与人口再生产一切生物为了维持其物种的生存,必须不断进行繁殖。世代的更替是生命存在的形式,代际关系则是随着生命的出现而形成的生物体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低等生物,代际关系只限于生命的更替。高等生物的生长过程需要哺育和庇护,代际联系渐趋密切,但新生一代成长后即独立生活,代际联系也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退休年龄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自1951年以来。中国的退休政策并未随着平均寿命、经济发展等情况的变化做出大的改变。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老年劳动者,在其仍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因为政策的规定离开工作岗位。过低的退休年龄使得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被潜在的低估,如果调整现行退休政策,将修正劳动参与率、减少“人口负债”期问题、缓解未来养老金收支失衡压力和挤压劳动力市场。     

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延迟退休、养老金缴费率与经济增长——兼论缴费政策的调整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统账结合”制度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并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引入长寿效应、人口增长以及延迟退休等因素,综合考察了多变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并在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下探讨了养老金缴费率随长寿效应、人口增长和延迟退休变化所作出的调整。结果显示：长寿效应、人口增长和延迟退休对经济的影响较为均衡,而提高个人缴费率对大多数经济变量有正面影响,提高企业缴费率对大多数经济变量有负面影响;随着长寿效应、人口增长和延迟退休增加,最优个人缴费率应下调,而最优企业缴费率应上调;同时发现长寿效应、人口增长和延迟退休对个人缴费率影响大于对企业缴费率影响。在对个人和企业缴费率的影响中,延迟退休都不如长寿效应和人口增长的程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