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劳动供给变动及其经济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文章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中国未来劳动供给的变动趋势及其经济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将不同年龄劳动者在劳动效率方面的差异纳入劳动供给要素的考察范围,定量评估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总量、有效劳动总量的变动趋势及其对劳动力要素价格、经济产出及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有效劳动供给在达到峰值后的降速将快于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动,且更具波动性;在以有效劳动衡量劳动供给变动的模拟情景下,21世纪上半叶中国GDP增长率的降速将快于只考虑人口总量或劳动力总量变动的情景;若只考虑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而忽视不同年龄劳动者在劳动效率方面的异质性,则有可能低估未来经济增长.     

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 结构及变动趋势

以1982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年龄别受教育模式、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为主要测量方法,分析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总量、 结构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递进人口预测模型,预测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 结构和变动趋势.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年龄人口总量进入下降阶段.各年龄队列之间人口规模从差距巨大,向差距显著缩小转变.预计今后高等教育年龄人口规模将持续稳定下降,人口规模从2015年的12849.16万人下降到2035年的9114.74万人,比2015年减少3700多万人,下降幅度接近1/3.未来的高等教育年龄人口在校规模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预计2020年之前高等教育年龄人口在校规模处于下降趋势,2015年至2020年保持在3000万—4000万之间.     

中国人口增长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

为了减缓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根据各个时期人口增长各指标的不同特点,可将中国人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轨迹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人口增长由快速向慢速转变阶段;人口增长的波动与反复阶段;人口规模的惯性增长和人口内在增长趋势阶段;2000年以后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保持稳步下降趋势阶段。虽然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在21世纪前30年还不会停止,     

从全球人口变化看中国人口负增长北大核心

全球人口在近一个世纪中先后经历了死亡率下降、规模高速增长、生育率下降、规模增速减缓等不同发展阶段。中国人口变化与全球人口变化大趋势基本一致,但变化历程在时间上大大压缩,在人口规模达到峰值前后,快步进入老龄社会。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需要尽快适应人口新变化,并积极应对其带来的各种新挑战。     

东北三省劳动力供给现状及趋势分析

目前,东北三省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比重最高的人口转变时期,关注劳动力供给发展趋势及其内在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分必要。未来几十年内,东北三省劳动力供给总量表现为先上升,2010年将到达峰值,以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劳动技能人口分布不均衡,劳动年龄人口将面临老化等问题。     

广东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本文描述2000年以来广东省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特征,并探讨了产生变动的人口学因素。研究显示,广东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下降,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受教育年限在提高,就业人口总量逐年上升,但增速明显放缓。就业人口集中在第二、三产业。省内各区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处于较高水平,区域内比重的差距在减少,说明人口流动更加合理有序。研究显示,广东省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受到常住人口规模、人口转变、人口迁移流动和劳动参与率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与制造业出口结构优化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然后利用中国2001—2010年28个制造业和人口结构数据，采用交叉项方法实证研究了人口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变动趋势对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少子化使未来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减少、储蓄和投资增加；老龄化使劳动效率下降，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人口结构变动使资本素变得相对充裕，劳动素相对稀缺，促使出口结构实现优化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为主向资本密集型商品转移。     

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考察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和各贡献要素的变化特征和趋势,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其次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负。从未来趋势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总量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短期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更大,中长期则人口总量的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工作时间的减少将使劳动力利用效率进一步下降;而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缓,这些因素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放缓。最后,文章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提升总体劳动生产率,降低非充分就业率提升实际劳动力利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商品结构变动的灰色关联分析

在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变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实证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势必影响我国未来出口商品结构。第二,我国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处于下降的趋势,而老年人口比重将会上升。第三,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虽在不断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这势必影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第四,汇率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相关度并不高,这需要引起政府在制定相关外汇政策时的注意。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7～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7％;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4.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人口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其对策建议

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变量”,其长期趋势不仅影响“十三五”时期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占全部人口比例双双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老龄化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未富先老”特征明显。人口变化的这一趋势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深刻而巨大影响,适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让生育水平有所回升,已经成为发展之急和民生之需。当前人口变化基本态势及其     

考虑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因素的陕西省城镇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人口省际迁移与乡城迁移对城镇人口发展有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因素的动态预测模型,对2010-2060年陕西省城镇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第一,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呈倒V型分布,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随时间推移,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趋势减缓。第二,在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的影响下,2047年陕西省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之后回落,而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规模在预测期内始终呈现增长趋势。第三,人口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因素使陕西省城镇老龄化趋势得到显著改善。     

中国人口惯性的历史演进与城乡差异

2022年,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从人口惯性视角审视中国人口负增长,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适应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文章基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近70年全国及城乡人口惯性变化及其对人口长期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累积内在负增长势能,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2020年出现显著的人口负增长惯性;（2）在超低生育率驱动下,中国人口负增长将带来人口总量缩减和老龄化加速发展,且超低生育率持续时间越久,负增长惯性作用越强;（3）随着城乡生育率趋同,2020年城乡均呈现出人口负增长惯性,但由于农村年轻人不断流入城市,农村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更强。人口惯性反映实际人口年龄结构与均衡状态（静止人口年龄结构）的偏离程度,考察人口惯性变动有助于科学研判人口长期变动状况,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的成因与趋势,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负增长。     

积极生育政策对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影响的趋势分析

在性别失衡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不断加剧。文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充分考虑积极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设置不同的方案预测2021-2100年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利用未婚男性过剩规模、潜在初婚比、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测度我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趋势,得到如下结论：第一,2020-2100年婚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峰值4 913万人。潜在初婚比将在2052年左右达到峰值183.9。第二,1970-2050年出生队列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2020年左右出生队列达到峰值,“10后”男性将面临最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第三,积极生育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缓解未来男性婚姻挤压。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正常水平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越高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第四,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以往被高估。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采用逆存活法测算发现将近一半的“失踪”女性被找回。     

劳动力供给诸因素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要素分解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增长的重源泉之一.文章将劳动力供给因素分解为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的乘积,并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在理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 ～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其影响程度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小于物质资本,但远高于人力资本的影响和贡献;(2)构成劳动力供给规模的3个组成素均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同方向影响,三者的产出弹性和贡献度按照大小依次为: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3)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被总人口规模增加的正向作用所抵消.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与变化趋势分析--基于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年龄结构是经过多年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变动等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客观状况,对未来人口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以及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20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以下特征：少儿人口数量减少且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且比重呈稳定上升趋势;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比重呈上升趋势,老龄化进程加快。总体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年型,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各地人口负担系数存在较大差异,人均GDP与总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呈负相关,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呈正相关。经济发达省市区人口负担系数较小;城乡人口比例呈持续升高态势;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呈下降趋势,城乡老年人口抚养比呈稳步升高态势;乡村人口抚养比高于城镇。     

全面两孩政策对我国人口总量结构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201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按层次递进的方式,分析当前我国育龄夫妇类型和生育状况,得出单独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和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及年龄构成,利用分类型分年龄的生育意愿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对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对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以及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等人口结构的影响.文章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增加影响有限,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较多的几年,大约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人口较少的年份,之后,预计出生人口将会逐步减少并趋于稳定;总人口峰值出现年份略有后推,峰值数量稍有增加;该政策对今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控制出来的"三大"人口高峰及相关学术悖论

文章运用人口理论解析了出生人口高峰与"三大"人口高峰中的"高峰"的概念区别,论证了21世纪中国"三大"人口高峰的相继到来是实施计划生育后生育水平降至低生育水平并持续稳定的结果.同时指出,劳动年龄人口"黄金时代"、"人口生物老化"、老龄化中的"两堵墙"论等均是学术上的悖论.     

展望21世纪上半叶世界与中国人口发展趋势

本文展望了 2 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与中国人口在增长速度、数量规模、素质和构成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动趋势 ,指出了与此相应的各种人口问题 ,并对 2 1世纪人口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