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决策

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婚姻地位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对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中的家庭微观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率显著相关;体现家庭结构的丈夫劳动参与和夫妻年龄差距等指标也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城镇与农村的比较分析得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于城镇。     

西北地区妇女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分析

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对育龄妇女生育率及人口出生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剖析西北地区妇女目前婚姻状况及特点,探索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初婚年龄对生育的影响。     

婚姻支付、初婚年龄与生育决策北大核心CSSCI

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日渐高涨的彩礼和嫁妆推动了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也对我国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CHARLS 2018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婚姻支付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2SLS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分城乡回归发现婚姻支付对城乡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城市居民,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的婚育影响更大。未来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等方面入手,控制婚姻支付的合理区间,从而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因素分解和标准化的方法,对农业和非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差异进行讨论分析,运用标准化的方法分别分析年龄结构标准化下的年龄别生育率和一般生育率。结果表明: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有利于提高一般生育率,农业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显著低于非农业流动妇女;婚姻构成(如有偶率、初婚年龄)和婚内生育率(生育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的关系

<正> 结婚意味着一个新家庭的诞生,随之也产生了生育问题.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迟于法定婚龄(女20岁,男22岁)三年及以上结婚者即为晚婚,妇女在24岁以上生育者为晚育.由于各种原因,妇女初婚年龄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初婚年龄与初育年龄、生育次数、流产次数等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国外一些关于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我国由于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必然有它自己的特点.本文使用1991年10月进行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所获得的山东省的数据对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定量分析,并分别就城乡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涉及山东省的十个县市的1440个完全家庭.调查向我们提供了每个家庭妇女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生育次数、流产次数等数据资料。以下分别加以讨论分析.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中国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至较低水平,围绕下降的主要动因及其政策涵义的争论热烈。文章以"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翼城为案例,重新梳理和检视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翼城试点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细则,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对翼城试点的认识不同,政策文献回顾表明:"农村二孩"生育政策只是在初婚时间、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方面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以缓解国情与民情的矛盾,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初衷。多维度数据分析交叉印证了在实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不能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转变,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动趋势和生育政策分析

以孩次递进与生育间隔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已推行了20多年,如何客观、历史、辩证地研究与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率及其变动趋势,正确估价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帮助我们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以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孩次结构影响,因而比妇女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同时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联系最为密切的孩次递进比指标,对近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与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浅的分析。文中分析所使用资料为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计算了 1 990年代各年份的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 ,这一结果再次表明这一时期中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本文还根据以往历次调查的各年份年龄别生育率按队列计算了累计生育率 ,结果发现 2 0 0 0年时各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水平高于五普数据中各队列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本文还就队列累计生育率计算结果详细分析了 1 990年代终身生育水平的趋势。这些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 ,1 990年代各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也在发生显著的下降 ,正在接近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水平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深圳流动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深圳市龙岗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状况”调查数据,设计了4个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生育子女数、初婚初育、初婚二孩生育和初婚三孩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早婚和多育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它和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关联。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它对三孩生育的影响最强。经济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很复杂,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短期效果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婚配结构对夫妻婚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夫妻年龄、学历和家庭背景的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年龄、 学历、 家庭背景三种婚姻匹配模式对我国居民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婚姻市场的婚配模式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存在"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男女之间的这种梯度差距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在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2)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三种婚配模式中,夫妻的年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学历差异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而家庭背景差异仅对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有影响;(3)家庭背景方面,女性在嫁给一个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丈夫时,其生活幸福感会明显提升,但这种效果更多地存在于农村.对城市女性而言,家庭背景的差异对她们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     

必须重视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存在着极大的地区间差异。妇女总和生育水平农村远远高于城市。90年代人口控制面临的困难就在于城市妇女的生育水平已非常低,不可能再下降、而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虽还有再降的潜力,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已到了事倍功半的程度,仅仅依赖计划生育政策想把农村生育率降到预期水平是不够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生育率居高不下呢?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分析为什么我国城、乡妇女生育水平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从生育率的变化可以看到,城、乡间妇女生育差距的拉大开始于60年代中期,而我国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是70年代以后,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间生育水     

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分析生育模式的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通过计算 1 991～ 2 0 0 0年中国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清楚地看出 ,提高初婚年龄和拉大一孩至二孩生育间隔所造成的生育模式的变化导致中国 1 0年间TFR偏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较之TFR更加接近中国妇女的实际终身生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