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文章对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参数假设的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争论与分歧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在生育水平、独生子女总量、育龄妇女总量与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偏差。作者认为宏观人口模型并不适于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建议采用微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解决数据质量和区间估计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出生人口堆积情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研究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指出今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采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生委2016年调查数据,对兵团5397位育龄人群进行二孩生育意愿因素分析,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兵团育龄人群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以及“一孩”特征都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最终取决于育龄人群二孩生养的预期成本,包括实际成本预期和机会成本预期两个部分,通过完善兵团妇幼保健医疗体系、制定兵团育龄人群生育二孩的激励政策、采取育龄人群分类管理、分类激励等措施,有助于提高兵团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     

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以湖北省为例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序列混合方法,首先使用质性分析方法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再分别从生育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几个方面量化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在整体模型中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的影响。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程度最大,性别对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没有产生调节作用,二者对男性和女性二孩生育焦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性别作用抵消了间接成本和生育观念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间接成本对男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高于女性。生育观念对女性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城市“单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基于南京、保定五类行业558名青年的调查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4年3~5月在江苏南京、河北保定两地针对"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5大类行业18~35岁的1 028名城市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选取了558名已婚青年夫妇,以"双独夫妇"和"双非夫妇"为参照,对"单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状况进行统计描述,利用交叉表和卡方检验、均值比较和方差分析等方法对三类夫妇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并根据现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与分析,探讨影响城市青年夫妇二胎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探讨

人口预测经常被用来模拟生育政策调整,然而政策调整模拟有许多特点需要专门考虑。文章对模拟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预测方法进行了探讨,指出常规生育率预测方法不能控制妇女孩次结构的缺陷,并介绍了年龄递进生育模型的应用。文章还建议有关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应当尽量按不同生育政策类型人口来进行,指出采用连续变化生育参数的常规模拟方式不能反映政策调整的突变特性,其实并未模拟确切的政策调整方案。文章还针对以往政策模拟预测中的缺陷,提出了一些建议,并简评了考虑生育模式变化的模拟思路。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稳定生育政策,防止人口老龄化危机 --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再思考

在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条件下,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我国家庭养老的优良传统将得到发扬光大,家庭养老的形式将逐步演变,家庭养老体系将继续发挥作用并足以解决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     

2000年中国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

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妇女的生育率水平是20多年来人口学界一直关注的课题。2000年普查登记人口为124 261万,比1999年和1998年年度统计公报的人口还要少,说明人口漏报问题已经达到中国人口统计体制无法包容的程度。文章按照中国历年小学招生数计算出2000年普查时0～16岁人口漏报5 378万。据此,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时的总人口应是13O 885万(假使存在1.81％漏报率)或者129 889万(不存在1.81％漏报率)。按照2000年普查公报人口126 583万计算,1982～2000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接近2.3;如果按照文章中提到的13亿左右的人口计算,同期妇女则平均生育了2.3个以上的孩子。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人口政策的调节时机研究

本文从研究人口抚养比入手建立人口增长的差分方程组模型,据此推算人口总量和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有一个极限,不会无限制地恶化下去。同时,我国生育率控制指标的最佳调节时机至少还要再等待20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须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推迟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推迟所产生的进度效应会对生育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测度生育进度效应便成了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自Bongaarts和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提出以来,各种新的改进方法与指标不断出现。本文对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的新进展及具体指标进行梳理与比较。从时期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方差效应调整后的TFR、PATFR^*、调整后的TFR_SUVN和ITFR四种指标;从队列角度出发,主要包括TFRp^*、TFR?和ACF三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各自的优缺点。研究发现:首先,由于不同去进度效应改进指标的假设、适用条件、研究角度、改进方向都不同,很难有一套数据同时适用于多种去进度方法,因此,生育进度效应的诸多改进指标并没有哪个指标"更好",只有"更合适";其次,绝对的去进度效应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种种去进度方法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去",而不是"绝对的去"。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进度效应是生育推迟,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推迟速度开始逐渐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