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劳动权益状况分析——基于江苏省常州市的调查

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江苏省常州市548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在31项有关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中,绝大多数指标结果不容乐观,农民工的多项劳动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劳动报酬获得、休息休假、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的权益受损较为严重。基于调查结果,文章提出了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实施人性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等对策建议。     

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

大量农民工处于严重的超时劳动状态,就业质量不容乐观。学界普遍认为农民工超时劳动多为提升收入,因而提升工资率有助于其工作时间的减少。这一结论与劳动供给理论相悖,原因在于能力偏差和工资率计算的除法偏差均导致工作时间和工资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应用工具变量方法消除估计偏差,分析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率提升使得高技能农民工超时劳动概率增加,工资率提升10%导致男性和女性超时劳动概率分别增加8.41%和13.18%;工资率提升对低技能男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具有较小的缓解作用,工资率提升10%导致低技能男性农民工重度超时劳动概率下降1.11%,而使得其超时劳动时间和重度超时劳动时间分别减少0.89%和1.04%;工资率提升使得低技能女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增加,工资率提升10%导致低技能女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概率分别增加9.33%和4.58%,而超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时间分别增加1.81%和1.36%。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缓解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政府部门应保证农民工获得合理加班工资,同时加强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并为农民工提供更...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农民工教育收益率较低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本文运用工资方程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化及其主要维度(户籍管制和部门分割)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约为3.19%,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如果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1,则该城市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0%;户籍管制放松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部门分割在经过多年的国有经济改革后不再是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化对其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与女性和体力工作者相比,劳动力市场化对男性和技术工作者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户籍开放度的省间差异大幅缩小,劳动力市场化的省间发展差异不再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省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部门应在大力发展农村地区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这将有助于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升,进而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     

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劳动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接受技能培训、在流入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超时劳动则显著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政府应提升农民工维权意识,加大对用人单位监管力度;提升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工市民化门槛,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     

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本文依据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应用广义倾向分方法分析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均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升。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边际影响递减。农民工接受一般培训在30天以内或专门培训在120天以内,其收入水平将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得到提升;但一般培训时间超过30天或专门培训超过120天后,其收入水平并未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政府和企业在努力扩大农民工培训覆盖面的同时,适度调整农民工的培训时间,将有助于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的显著提升。     

个体特征、就业状况及工作满意度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基于福州、厦门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福州、厦门两地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从个体特征、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三个方面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年限及是否拖欠工资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工作性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有无技能培训、更换工作次数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作用显著且系数为正。性别、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职业类型、月平均收入及对当前工作是否满意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2、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数字技术引致的收入提升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具有技能偏向型特性，而在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维度上，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尚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综合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劳动收入提升幅度更大。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渠道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文章认为，当前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同时，着力提升社会经济特征处于劣势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缩小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分割性,这种“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分割、城市内部之间的分割、农村内部之间的分割。本文以新疆劳动力市场为例,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特别是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其产生的主要问题。新疆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民族成分构成较高,劳动者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力资本投资普遍不足的特点。从劳动力市场指标来看,新疆的失业率水平虽然总体比较平稳,但是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失业率较高。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流动意愿也不高,这进一步阻碍了其提高收入和改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政府在制定宏观劳动政策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改善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     

人力资源代理:一种新型劳动人事关系模式

人力资源代理在降低用人单位成本和风险、减少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多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各级劳动人事部门应积极探索人力资源代理的新型管理模式 ,并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存在许多问题：转移不足;转移的组织方式低级化;转移巩固率低;转移产业层次低;转移前后的比较收益不高;转移的社会负面效应突出。而人力资本存量少,农民素质低是产生以上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为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良性转移应采取如下措施：１．继续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２．合理调整农村教育结构,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３．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拓宽教育途径,改革教学内容;４．提高农村教师素质;５．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机制;６．建立健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市场。     

Flexible Labor

This essay assesses the feminist potential of workplace flexibility when it emerged as an object of knowledge in 1980s US public culture. The keyword flexibility, which crossed economic discourses about topics ranging from production to remuneration to consumption, was constructed as coextensive with feminism at this time. The essay begins by analyzing popular knowledge concerning labor flexibility created in scholarship and mainstream news. Nex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emporaneous articulation of flexibility to feminism. Since 1980, news, scholarship, and film argued that flexibility might provide a feminist antidote for late 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s harsh draining of labor from bodies. Particularly, flexible working conditions became publicized as a way that mothers could be better accommodated in the workplace. Yet as the century waned, flexibility failed to uproot standard time-intensive models of work and excluded some women from job opportunities and job security. When flexibility appeared to fail, pundits blamed feminism for wage-earning women's difficulty balancing family and workplace. This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various contradictory practices understood as flexibility rendered it troublesome as a feminist strateg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this recent discursive history of flexibility.     

农村劳动力回流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开发

不同于以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近年来出现的“逆潮回归”现象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大转变。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出及回流的“推－拉” 因素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回流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回流者通过自己的才识展现,为回流地输入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带动当地新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开发,表现为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促使传统产业的梯度转移,以及在城乡之间、先进和落后地区之间建立全新的要素分配机制。     

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及衍生的社会不平等这一研究领域,理论关注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和“国有一非国有”部门分割。文章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弱化的同时,向非国有经济开放的产业和由国有单位垄断的产业所构成的非农产业划分已经成为分割劳动力市场的新结构。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意味着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文章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所做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不同劳动人口群体进入收入相对丰厚的国家垄断产业就业的机会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

文章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问题,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将直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改变非农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来影响非农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现阶段仍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的产业分布格局形成劳动力需求竞争态势、增加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的收入以提升保留工资、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协调谈判能力来逐步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控制内生性,通过比较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厘清既有理论中的认知矛盾。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者总体的小时收入和月收入并未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但该群体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由于缺乏正式制度保护,非正规受雇者、特别是女性非正规受雇者存在显著的低收入现象;而非正规自雇者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正规就业者,这一收入优势在欠佳的制度环境下还有所放大。因此,二元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分别与非正规受雇者和自雇者的特征更为契合。本文认为,两大理论在本质上都追求高效、廉洁、善治的正式制度。对受雇者而言,政府应适度介入,加强劳工的权益保护;而对自雇者而言,政府应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改善治理绩效,降低自雇者参与正规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     

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1982～2050年

劳动参与率是影响劳动力变化的三要素之一。它一方面具备相对稳定的模式,另一方面又受到一系列个人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文章基于普查数据,着重分析了劳动参与的年龄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并预测了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中国劳动参与年龄模式正趋向于稳定的倒U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城乡差异。回归结果表明,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可大大提高劳动参与,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表明人力资本是未来劳动力发展的一个根本因素。预测结果显示,劳动力规模10年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负增长,同时中老年劳动力的比重也会大幅上升。对此,应采取相应措施以减轻劳动力变化所带来的震荡。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

文章通过静态模型、比较静态和动态模型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合同法>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维护市场公平交易,而且并不必然会导致失业率升高;它更加有利于遵纪守法的经营者、有利于促进落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工短缺".事实上,<劳动合同法>起到了鞭策落后、鼓励先进的作用,最终维护了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