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多子女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新性别差异研究

现实的农村社会,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性别差异正在经历变革：在父系家族体系下原本只提供辅助性养老支持的女儿,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承担了赡养义务的女儿却并没因此就享有了与儿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态度也依然延续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本文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养老遭遇困境时父母的能动选择、“传宗接代”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女儿养老的可行性等方面阐释了该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代际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

基于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文章通过Logistic多元估计模型与倾向值匹配等量化方法,以代际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分析为切入点,回应了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关系的经典命题.结果表明:父代经济收入与子代数量,影响着子代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在三代的代际交换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且存在着稳健性的正向效应.在三代的代际合作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家庭效用产生了正向显著性影响.文章指出了代际合作与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之间的正向关系,生育偏好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的重要参数,并说明了代际交换的不平衡以及子代家庭效用增长等问题.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性别视角的潜在类别分析

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存在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亲近型、 亲密有间型、 近而不亲型、 疏离型和矛盾型,且其个体和家庭特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老年父亲相比,老年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亲近,但年龄越大越可能有矛盾.女儿比儿子与父母更亲密,且年龄越大关系越亲密.虽然有更多子女可以疏导代际矛盾,但是儿子数量越多越可能造成代际关系疏离.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

通过对全国几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探索当前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不再具有兼业性质,而具有职业性质,农村出现结婚即分家、自己养老、隔代抚养等新的代际规范,表现为失衡的代际关系。这可称为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是亲代尽一切努力辅助子代向城市移民,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完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在共同形塑着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     

子代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

子代数量与家庭支持力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论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非条件Logistic模型,分析了分居家庭子代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分居家庭中子代数量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随着分居家庭中子代数量增加,农村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递增概率存在着拐点。当分居家庭中子代数量上升至5个时,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概率最大。随着子代数量的增加,农村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概率并非完全呈现正向递增的状态。     

农村地区分家时间研究：基于生命表的分析

利用2012年“陕西省农村婚姻家庭变动研究调查”数据,本文采用生命表的分析方法构建了儿子（女儿）初婚后离开父母（公婆）的分家生命表,对农村地区分家时间的变动态势、分家时间在不同维度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分家时间集中在初婚后三年之内,且分家比例随着结婚年数的增加逐渐减少。父母做主的婚姻方式和较高的彩礼比重推迟了分家时间;分家时间随兄弟个数增加提前且分家比例增加。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已呈现举家迁移趋势,农村随迁父母规模也将继续增加。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有重要影响,但目前流入地政府和学术界对此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利用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的农民工随迁父母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模式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同住增强了农村流动家庭的代际团结,女儿在家庭代际关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家庭养老的传统性别分工有所弱化。城镇化背景下依靠子女养老已经难以满足农村随迁父母的现实养老需求,而社会养老逐渐成为农村随迁父母的养老选择之一。本文是将代际团结模式分析应用于中国农村随迁父母代际关系研究的有益探索,同时可以为流入地政府制定改善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流入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老人利他型自杀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鄂中地区S村的个案研究

基于鄂中S村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出现了突出的利他型老人自杀现象.文章力图揭示出老人利他性自杀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利他型自杀现象的产生,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存在的巨大进城压力有关,进城成为评判村民家庭村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进城压力通过村庄竞争进入村民家庭内部,沿着代际关系纽带向上传递,并为老人所感知.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家庭经济生产以及尽可能降低消费支出的方式来将生命的经济价值最大化,进行资源的向下积累.自杀是他们纯粹沦为子代家庭负担时主动选择的结果,是支持子代进城逻辑的延续.浓厚的代际责任是老人利他型自杀行为产生的伦理支撑,他们生命的超越性意义和价值是在"恩往下流"的生活实践链条中实现.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屡见不鲜,彩礼水平飙升.高彩礼给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新农村建设面临严峻挑战.文章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结合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特征,对比转型前的农村特征,具体分析了高彩礼婚姻产生并蔓延的原因.     

基于多重计量偏误的农村代际收入流动分位回归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在综合考虑暂时性收入偏误、生命周期偏误、同住选择和工作选择偏误后运用分位回归对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在收入分布的两端,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导致农村家庭呈现出较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在中位数附近则呈现出较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论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

传统经济学片面强调代内公平 ,导致资源的非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恶化 ,使人类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中。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 ,公平意味着满足需求与利益 ,利用资源的双重公平 ,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人类社会要走出当前生存与发展的困境 ,就必须关注公平的双重特征。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两个角度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机制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仍然符合合作群体模式,由于不同性别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性别分工不同,老年父亲从子女外出中直接获益更多,老年母亲更多地是获得补偿性支持;儿子仍然在家庭养老中承担主要责任,女儿得到老年父母帮助时提供的补偿性支持更多,劳动力外流促使儿子和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

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为重要关系之一。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十分注重家庭亲子关系、即上下代之间的关系,养儿防老,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尊老爱幼。社会学家把这代际关系称为双向反馈模式,作为传统美德而在中国社会,家庭中世代相传。社会主义建设更是把文明的家庭代际关系放在首位。在人口老龄过程中,随着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代际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同时,家庭外部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由此而来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的变化,综合起来促使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模式受到了严…     

关于中国家庭户变化的探讨与分析

文章对家庭研究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指出家庭户的演化是立户模式与家庭代际人口结构的互动过程,并就此推论中国流行的主干家庭模式在未来会促发老年"空巢"家庭.研究发现,人口因素对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影响近年来不断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正在增强.生活在"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迅速,表明家庭分化水平正在提高.近年城乡隔代户人口比例增加显著,农村的情况尤其突出,反映了农村大量住户只剩老人与少儿留守的情况.此外,文章对不同阶段的人口流动对家庭分化与聚合的影响也进行了讨论.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数量逐年递增,其家庭养老问题倍受关注.本文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年龄、人口和支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以往的许多相关研究过分地夸大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供养的严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老年人照顾的;独生子女家庭是被简化到极至的高风险家庭结构,要对"空巢"家庭给予特别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赡养应该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

基于CGSS2006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偏弱,城镇家庭代际收入向上的流动性总体而言要高于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差异客观上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新生代城镇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相对他们的前辈有所减弱,而新生代农村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要超过他们的前辈,在与城镇同龄人的比较中也处于优势;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虽然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教育并没有显著地提高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但随着子女职业生涯的发展,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逐渐增强。此外,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家庭背景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也有显著的影响。     

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

基于CGSS2006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偏弱,城镇家庭代际收入向上的流动性总体而言要高于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差异客观上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新生代城镇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相对他们的前辈有所减弱,而新生代农村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要超过他们的前辈,在与城镇同龄人的比较中也处于优势;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虽然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教育并没有显著地提高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但随着子女职业生涯的发展,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逐渐增强。此外,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家庭背景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也有显著的影响。     

养老倒逼婚姻：理解当前农村早婚现象的一个视角

农村近年来重新出现早婚高潮,早婚率甚至已经逼近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本文基于豫东西村的实地调查,认为当前农村的早婚现象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代际关系变动推动的早婚仍将存在并可能有所发展。     

年轻人家庭观念的传承与变化——基于代际差异的测量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家庭观念是维系家庭及其功能运行的文化基础,是塑造家庭成员人格、价值观及家庭资源分配原则的内应力。但是家庭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时间和家庭的每一个新发展而发生演变。因此,家庭观念的代际差异既是家庭变迁的重要表征,也是衡量家庭变迁发展方向的关键维度。本文基于河南、山东和天津三省五市的1 077个样本,运用“传统-现代”和“家庭中心-个体中心”二元分析框架创建并检验用于测量中国情境下家庭观念的5级李克特量表,分析处于已婚已育生命周期阶段的受访者在家庭观念上的代际差异。本土化的家庭观念量表具体由赡养观、对后代责任观、代际平等观、家庭-个人利益冲突和孝道观这5个维度构成。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样本对传统的家庭观念仍具一定程度的认可度,但是与年长一代相比较,年轻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传承与变化的分野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年轻人较好地传承了向上的代际支持观念,孝道观和赡养观在代与代之间保持了较强的稳固性。但是年轻人在后代责任观、家庭利益优先等观念上更为弱化,更加追求代际平等和个人利益。对于处于已婚已育生命周期阶段并有多个家庭角色主体体验的青年群体,在保留了较强向上代际支持意愿的同时,更加崇尚个人意志和个体自由。     

家庭资产对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基于CFPS经验数据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应用2014~2018年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检验和Blanden分解方法,研究家庭资产在居民收入代际传递中的中介效应及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产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家庭住房资产、家庭金融性资产和家庭负债的中介效应较为稳定;通过Blanden分解,家庭资产在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分解中的解释力均呈现减弱趋势,这是社会逐步走向公平的反映。但是从城乡、地区的不同差异来看,家庭资产有不同表现。针对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实施不同住房政策,针对差异化的收入群体构造不同的住房供应系统;二是加强金融资本市场的监管,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切入口,开发周期短、风险低、投资少的多种理财产品;三是加强固定资产的消费政策引导,政府和企业要延续"家电下乡"等惠民政策,助力中部地区固定资产的升级和农村的普及率;最后,优先发展小额贷款市场,发展贷款条件宽松、贷款年限较低的小额贷款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