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效应与户籍歧视效应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从微观来看,流动决策和流动行为作为个体提高人力资本效率的理性选择,能够有效提高个体工资收入水平。但是,流动个体也面临来自流入地的各种歧视,这是抑制其工资收入提高的主要障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提升和抑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两种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样本而言,流动人口最终实际工资高于保留工资;分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流动溢价效应高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东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低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流动人口间存在较大工资差异,低收入人群受到更强的户籍歧视,工资溢价更低,最终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高收入人群则从流动溢价效应中获益更高。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     

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整体面貌、异质性特征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户口对流动人口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工作收入增加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支持"收入—消费—效用—幸福感"的传递链条。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幸福概率水平高于其他群体,从事生产职业和在公有制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与收入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根据武汉市调查数据,对不同部门流动者的收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建筑业、酒家、宾馆服务业和自雇经营等非正规部门内,乡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积蓄、参加培训等人力资本特征对收入有着显著的贡献,职业培训对流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正规教育的作用;而在那些类似的正规部门的"企业单位"、"机关、医院、院校"里打工的流动者,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不仅不显著,反而被严重扭曲.     

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借鉴Mincer收入方程,分析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收入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水平依次下降.不同地区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特征所发挥的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和经济社会特征则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Oaxaca-Blinder和Quantile方法的分解

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2002年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差异进行了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应归结于歧视。而进一步的Quantile分解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中,歧视是造成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对处于收入的条件分布最高端的10%的人群而言,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特征效应所致。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及其代际差异

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心理学效应--禀赋效应,即个体出让某物品估价高于得到此物品愿意支付价格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70%的被访者存在人力资本禀赋效应,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应得到的收入估价是对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购买价格的2.9倍。人口学、社会和经济特征对于是否会产生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禀赋效应的强弱主要受到就业身份的影响。雇员愿意出让价格大大高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就会出现交易困难,导致"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出现。事实上,雇员月工资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非常接近,雇员只能被迫降低愿意出让价格,以适应社会,摆脱"找工难"的困境。第一代流动人口比第二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感更强。与第一代相比较,第二代流动人口中的雇员所期望的薪金更接近于雇主所愿意购买的价格。     

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七个大城市调查数据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建立流动人口参与医疗保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状况以及社会状况对其参加医疗保险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身体健康状况差、收入越高以及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意愿越高;已婚、更换过工作、工作在东西部城市的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意愿越低.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

通过比较流入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对收入比率发现,其一,与本地市民相比,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更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发生了因户籍制度引起的收入分化;农村户籍使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待遇。可见,在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时,必须区分其户籍身份,以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其二,虽然在经济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类人群,但相对融入程度却更低;而在欠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市民更接近,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融入并非线性关系;发达的经济也未必能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     

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非常复杂,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用2005年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发现经济收入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城市吸引力、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较明显的影响.最显著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城市社会融合几个因素之间.     

我国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众多,在流入地打算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超过一半以上。本文通过对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较高、月平均收入较高、月生活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留城意愿。使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女性留城意愿略高于男性;"90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较弱,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城意愿;初婚、再婚等婚姻状态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未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逐渐增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留城意愿随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中低收入者;而房租、房贷等住房成本与平均收入相互制约,表现为随着住房成本的提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提升,但对高收入水平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加入生活成本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随生活成本增加而增强,但生活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制约了中、高收入水平下的留城意愿,并使各收入水平下留城意愿的差异减弱。     

流动人口健康移民现象再检验：基于2006-2011年CHN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的数据,检验我国是否存在流动人口健康状况普遍优于城市居民的健康移民现象。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横向分析三个年度的数据得出,流动人口在长期健康指标上的表现优于城市居民,这种差异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收入和吸烟史等变量后依然保持显著,而两组人群在近期健康指标上的差异总体上不显著。建立Cox回归模型纵向分析三个年度的数据得出,两组人群在近期健康上患病概率并无明显差异,而城市居民患有长期疾病的概率显著高于流动人口,这种差异在控制变量后仍然保持显著。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Logit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结论认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而非纯粹的"预期收入"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结合流入地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跨地区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

针对近年来省内跨市流动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流动距离及跨区流动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在信息接纳能力、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方面的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偏向远距离的流动,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U"形关系;(2)相对其他群体,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偏好省内跨市流动;(3)大专和本科学历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比重提高,促进了中国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比例增加。文章认为,政府应当关注流动人口流动范围的转变,适时做出产业结构调整并引导人口合理流向,避免造成地方经济波动、失业增加及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形成集聚阴影效应。     

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变动历史趋势分析

本文探讨了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历史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受到政府政策和城市经济形势的明显影响在政策鼓励和经济发展迅速时,流动人口规模就大而且增长迅速.反之,则其规模小而且迅速减少虽然政策对流动人口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但其影响作用不是无限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增长也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而不能盲目发展.由此决定了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基本思路是既不能盲目限制和排斥,又不能任其发展,听之任之.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地域结构分析

本文使用2011—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地域模式与圈层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通婚地域模式具有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跨省通婚明显高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处于最低水平.地理通婚圈的空间圈层结构不但呈现出"空间等级分层"的物理结构,而且不同圈层本身的结构形态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地理通婚圈结构自内向外,出现了通婚圆→通婚弧→通婚点的梯度演化.此外,地理通婚圈分异还具有一定的方向偏好.     

我国城乡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回报率受到广泛关注。利用三省20个村庄近3 500个农村劳动力的大样本调查资料,采用改进的Mincer模型,分析我国城乡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状况以及地区间的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流动人口年平均教育回报率约为2%,其中初中、高中及以上的教育回报率约为3.3%,高于小学及以下的教育回报;城乡流动人口接受职业培训的回报率显著高于教育回报率,这暗示职业培训在城乡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不同区域之间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说明由于迁移成本等原因,当前我国非农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溢出效应还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政府姿态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流动人口的姿态进行度量，构建政府抑制姿态指标，考察了宏观地方政府政策文宣与微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抑制姿态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地方政府的这种抑制姿态会通过技能偏向、公平感知以及社会融入这三种机制对流动人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在本地的居留意愿。其中，低学历、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负向影响，高学历、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抑制姿态显著降低外地劳动力的公平感知度，而对本地劳动力有正向影响；社会融入度、社会参与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更强，有更弱的居留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户籍门槛会削弱政府姿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落户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越弱。不同性别、年龄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也不同，男性、老年流动人口受到其影响更强。研究认为，地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