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底层社会中个体职业身份建构类型研究——以南京市环卫业农民工为例

农民工属于我国底层社会群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事环卫职业的农民工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其职业集体身份呈现"污名化"的特点。在这个背景下,这个群体建构个体职业身份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即对环卫职业集体身份的认知、评价以及对自身和环卫职业集体身份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这两个维度之间交错变化使环卫业农民工在建构个体职业身份时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积极融入型、矛盾冲突型和消极逃避型。剖析环卫业农民工个体职业身份的建构类型有利于我们培养环卫业农民工对环卫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环卫业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城市现代化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及对策分析

融入城市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目标。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既符合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又利于大量降低农业人口比例的长远发展战略,应该是我们科学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佳契入点。农民工的城市化关系到未来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基于广东六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近年来一些社会突发事件如富士康骇人听闻的十几连跳自杀事件和外来务工青年（多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等,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本研究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六个城市进行实证调研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但是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较低,在自我价值预期和现实生活需求中存在着明显的心理落差。此外,在将社会支持分解为教育支持、经济支持、社会网络支持、媒体舆论支持和政策性支持五个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检验分析后发现,不同的社会支持方式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影响程度、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考察

本文基于全国19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从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的角度,使用大规模的量化数据,证实了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对其工人身份认同成正比,但是私人消费水平却与农民工的工人认同成反比。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是罪魁祸首。在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实证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基于兰州市600份调查问卷和50份个案访谈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呈现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于储蓄、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并逐步向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转型、消费方式多样化、消费观日渐现代化和城市化等特征。收入状况、基本人口特征、消费制度供给、二元消费文化等是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强化消费制度供给,改善消费市场环境、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等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对策。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务工地点分布广泛。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其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也各有特点。本研究基于4 268份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建立其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检验异方差问题,选择最优的回归方式以检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差距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中间位置。在相对区域差异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差距比较大,其次为东北和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到务工年限和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影响,西部地区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主要受到除学历外的基础性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技能数起到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主要受拜年人数及外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而东北地区则主要受拜年人数及本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量化评价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就业能力量化评价体系是为政府及用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合适就业推动政策和相关举措的重要保证.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量化评价的维度应包括四个方面:个体适应性、职业认同、社会资本和基本素质.通过专家不断地修正,提出了14个具体的评价指标,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最后得到各指标的相应权重.这一评价模型的提出,旨在为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等公共服务的政策效率提供参考,也为后续量化研究打下相应的基础.     

“民工荒”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逐渐成为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具有时代的新特点,他们懂文化有理想有追求。企业传统的职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伴随着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不断发生＂民工荒＂现象。如何在＂民工荒＂背景下考量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资源问题,构建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机制,寻求＂民工荒＂问题的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表现出高标准和多元化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择偶标准高于女性;家庭背景对择偶标准的影响在减弱;流动经历、城市融人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大众传媒却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不同特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并利用人的经济价值理论解释了民工荒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价值的提高也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倒逼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经济价值的提高,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也要进行相应地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村适应困境与未来发展走向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乡村适应困境主要包括乡村经济适应、政治适应、文化适应、社会适应和自身婚姻选择方面的障碍。由此,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顺利回归乡村,出现了乡村建设的＂荒凉化＂、带来乡镇扩张的＂无序化＂,理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A study o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Farmer-turned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The article uses the survey data about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farmer-turned migrant workers. Next some incorrect general ideas on this subject are clarified. And then future vis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farmer- turned migrant workers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c situation of different generation farmer- turned migrant workers has no essential change and there are no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s in many important issues. At the end, we attempt to give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