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其生育状况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生育的微观影响,同时检验了个人资本(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和经济支持(丈夫收入)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妇女的就业对其生育(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存在消极影响;总体上个人资本会增强妇女就业对生育的消极作用,但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还针对妇女生育与就业的矛盾及未来政策着力方向进行了讨论.     

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的视角

在人口政策改革背景下,育龄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是决定政策目标能否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新制度理论框架,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对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性质对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对于较年轻的“无子女”女性或“90”后女性,体制内就业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对于年龄相对较大的“有孩”女性或“80”后女性,体制内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呈现出体制庇护作用;持有“子女养老”观念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持有其他养老观念的女性,但是养老观念的影响会随着代际交替而逐渐减弱.     

城镇就业人群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的效应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城镇已婚就业人群为分析对象,探讨了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与两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女性期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低于男性;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社会性,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生物性.此外,"时间贫困"对两性生育意愿均有制约,时间自主性强生育意愿也更强;而"时间稀缺"仅对女性有影响,性别观念更现代的女性较倾向于将闲暇时间为己所用而非生育子女.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二孩”给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孩子数量和孩子年龄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在公共托幼服务短缺情况下,生育二孩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更高,性别差距更大,部分女性被迫中断工作。该发现对二孩政策的启示在于,增加公共托幼服务对于促进符合政策的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平衡工作家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亚洲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就业方式的视角

通过构建家庭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家庭收入增长中女性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说明了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进一步,通过引用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及就业方式作为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中间变量,再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着负向的影响,而女性非全日制就业方式对生育率有着正向的影响。再进一步,对亚洲各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国际比较,探讨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影响女性收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硬政策的完善和软环境的支持,以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环境规制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吗

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会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影响?文章从环境规制下厂商对农民工就业需求和环境规制下农民工就业行为选择两方面将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通过1998—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直接影响和环境规制的产业变动效应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且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负向影响大于低收入地区;整体上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引发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或产业升级而降低农民工城镇就业需求;分地区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主要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对城镇农民工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产业转移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而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主要通过产业转移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升级效应并不显著.     

生育行为对中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来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的证据

当前极低生育率下如何提振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更好理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付出的“隐形代价”，可以为三孩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支持措施完善提供研究支持。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育行为对我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生育女性，中国已育女性减少了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但在饮食健康方面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与女性生育后从生产劳动转向再生产劳动的过程密切相关。其中，生育后退出生产劳动降低了女性身体检查概率，但对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健康有一定帮助；而生育后再生产劳动参与的增加则会抑制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行为，但促使女性采取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与祖辈共同居住加剧了生育行为对女性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且消除了对健康饮食的改善作用。而女性参加办公室工作也会加剧生育行为对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并削弱对健康饮食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拓展孕产健康服务边界，实施儿童照料和体育锻炼兼容性政策，完善家庭和社会侧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以及规划女性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维护和发展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的若干建议。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瘟疫对人口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比较缺乏关注的问题,而史籍中的一些笼统的记载以及近年出现的探索性研究似乎显示,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发展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情况究竟如何?笔者通过对发生在清代江南的一些瘟疫个案的考察,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率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老年人口健康生活质量评价原则的探讨

老年人口健康生活质量的评价是社会养老保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 ,尽管各国都进行了许多有关的评价研究 ,但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评价还没有较成熟的权威性量表 ,各种方法各有利弊。本文结合传统的老年人健康状态和功能评价 ,以及老年人口的特点 ,探讨了老年人健康状态和功能评价的思路和内容     

社会安全阀机制与贫富差距调适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是一客观不争的社会事实。社会安全阀机制则起着调适贫富差距的作用,从而缓解了贫富差距所可能导致的利益和社会冲突,维持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研究立足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着重对现有社会安全阀机制进行分析,并指出在健全和完善相应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基础上消除较大的贫富差距。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Survey of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Li of the Hai-nan Island]

Hai-nan Island i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5,520,000, of which 85% belong to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13.4% to the Li ethnic group, and there are other small minorities. Since 1949, the population of Hai-nan Island has more than doubled, and a serious population problem exists. Among the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growth for the Li people in 1 autonomous region of the Island has been very rapid for 2 reasons: 1) the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moving in from other places, and 2) a high fertility rate among the Li people. In order to slow down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Island, the 1st step should be to slow dow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the Han people. The Li people live mainly in rural and poor areas, and their production level has been very low. In the past 30 years, tremend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 improve the health care and livelihood of the Li people. Before 1949, the total number of Li people was only 300,000. By 1980, the Li population had increased to more than 740,000, more than doubling the 1949 figure. Thi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has help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the Li people. On the average, each household in the Li autonomous region has 5.3 childre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eople, family planning is needed for the Li community. The traditional belief of having more children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change in the minds of the Li people. The policy of offering economic reward to those who follow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is working, and more work is needed to curb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论e时代的发展

e时代悄然而至,没有大革命的激昂,没有大萧条的阵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人关心e时代,讨论e时代,参与e时代的决策,不仅大有必要,大有可能,而且已是时代的必然。本文试图对e时代的缘起、趋势、物质基础和社会特征作一简要的描述。     

陕西省返贫人口特征分析与对策思考

扶贫开发,经过七年艰苦奋战,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返贫现象却十分严重。陕西省的返贫人口大致有五类,返贫的根源是人口增长导致生态失衡、人口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质偏低、人口产业结构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结束了我国实施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本文通过构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模型,以研究2016—2100年全面二孩政策下基本养老金收支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夫妇越多,养老统筹基金开始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相应地向后推移,处于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区间相应地缩小,并且,养老统筹基金的累计结余随之增加.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二孩生育比例处于10%—30%的低生育水平,在维持原财务状况不变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14.44%—17.75%;处于50%—70%的中生育水平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10.36%—12.10%;处于90%—100%的高生育水平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8.44%—9.01%.这表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改善我国养老统筹基金的收支关系,缓解养老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但是该政策受到生育保障力度的影响.     

新农保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激励效应研究

新农保试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与"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相比,"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并未能比"一刀切"补贴方式更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试点地区的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了个人账户最低缴费档次。本文利用引入新农保制度和政策信任程度的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提高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激励效应及实现条件,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辽宁省调研数据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以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和财政补贴的边际补贴水平为条件,只有在较高的政策信任程度或较高的边际补贴水平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才可能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     

农民养老政策系统的协调性分析——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国家官方网站的相关政策文件为样本,以政策支持农民养老为理念,以系统协调性为框架,实证分析了农民养老政策系统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农民养老政策系统不协调表现在主体子系统内部、客体子系统内部、主客体子系统之间、本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本政策系统与环境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