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家庭的经济支持、 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大或者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差不多时,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若生育二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家庭照料支持可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可能性.文章认为,在目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以湖北省为例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序列混合方法,首先使用质性分析方法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再分别从生育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几个方面量化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在整体模型中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的影响。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程度最大,性别对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没有产生调节作用,二者对男性和女性二孩生育焦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性别作用抵消了间接成本和生育观念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间接成本对男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高于女性。生育观念对女性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

在实行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生育水平却持续下降。女性生育间隔扩大,是造成我国近年来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探明造成生育间隔扩大的影响机制,是理解我国近年来低生育率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对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否显著缩短二孩生育间隔,以及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阻碍和推迟二孩生育的原因,为制定生育友好型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Cox回归模型验证了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Cox回归结果显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降低女性生育二孩所需承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进而显著缩短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城市身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占用时长起正向调节作用,祖辈照料支持对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工作占用时间更长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城市女性生育直接经济成本更高,受教育程度高女性间接生育成本更高,工作占用时间越长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越强,祖辈照料支持对这些女性生育时间决策发挥更大影响。建议充分认识家庭中祖辈提供照料支持对生育的促进作用,针对二孩生育家庭提供经济补贴;优化...     

成功老龄化研究--以北京老年人为例

本文利用北京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数据,对北京老年人的成功老龄化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着成功老龄化.属于成功老龄化范畴的老年人主要是低年龄、男性、受教育时间长、拥有较多家庭财产或月收入的老年人.上述因素并不只对某一个年龄组产生影响,它们对老年的各个阶段都有影响.年龄的增长与老年人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变量之后,老年人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     

老年丧偶妇女的养老问题及其前瞻

1问题的提出老年丧偶妇女的养老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于所有老年人口中,不仅女性的比例要远远大于男性,而且女性中丧偶的比例也相当高;年龄越增长,这一现象越明显.据1999年全国人口抽样变动调查数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60岁及以上丧偶妇女在60岁以上丧偶人群中的比重为70.9%,性别差异极其明显;同时,全国15岁以上丧偶妇女中的79.3%集中在60岁以上.这就形成了老年人群体中相对庞大的老年丧偶妇女人群.要关注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就不能不对为数众多的老年丧偶妇女予以特别的重视.     

进京保姆：一种特殊的女性劳动力转移模式——基于L村的个案分析

劳动力转移流向和从业领域的高度一致,使“进京保姆”成为L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特殊模式。这种模式既打破了以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也强化了市场化分工在当前劳动力转移中的主导作用。L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经历了由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转变。由理性选择促成的“保姆经济”成为L村经济发展和观念更新的重要动因。从长远看,L村女性劳动力集中进京已经造成村庄内婚姻家庭解体、儿童老人问题突出等诸多问题。这种“发展的悖论”应是后续研究和决策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量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国内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研究已有多年,但是这方面的政策量化分析还比较缺乏。以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并收集和筛选北京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涉及人口调控的相关政策文件,综合采用文献统计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总强度及演变规律、政策手段和措施的转变及特征等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强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表现为明显的五阶段特征;人口调控政策发布的主体层次多元化且层级有所下移,基层调控的力度明显增大;人口调控政策手段已经基本摆脱依靠直接的行政管控措施为主,进入以间接手段为主、多手段并存的新阶段;人口调控措施从过去“以证控人”为主转变成“以业控人”为主,并表现为多措并举的新调控模式。最后,针对上述研究发现,得到一系列的政策启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浅析机构养老资源体系——以福建省为例

本研究以福建省为例将机构养老资源划分为制度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以及自我资源五种。研究认为该机构养老资源体系存在：制度资源还不完善、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资源供需不平衡、自我资源有所弱化等问题,因此,必须全方位的认识并构建机构养老社会支持体系。     

结构功能视角中的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以凉山彝族为例

少数民族妇女外流对流出地社会和少数民族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全方位影响值得关注。本文运用结构功能论的视角,以凉山地区彝族妇女外流为例,将这一中现层面的社会问题嵌入到彝族农村的宏现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妇女外流对彝族社会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婚姻家庭结构、文化结构等诸方面所造成的压力．剖析妇女外流现象对凉山彝族地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于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机制的思考

我国第一、二代独生子女父母开始步入中老年,计划生育家庭面临养老难题,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机制也呈现的日益重要。本文结合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机制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建立养老机制的制约因素,同时就完善计划生育养老机制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