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控制内生性,通过比较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厘清既有理论中的认知矛盾。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者总体的小时收入和月收入并未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但该群体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由于缺乏正式制度保护,非正规受雇者、特别是女性非正规受雇者存在显著的低收入现象;而非正规自雇者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正规就业者,这一收入优势在欠佳的制度环境下还有所放大。因此,二元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分别与非正规受雇者和自雇者的特征更为契合。本文认为,两大理论在本质上都追求高效、廉洁、善治的正式制度。对受雇者而言,政府应适度介入,加强劳工的权益保护;而对自雇者而言,政府应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改善治理绩效,降低自雇者参与正规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     

非正规就业者的境况得到改善了么?——来自1997-2011年CHNS数据的证据

为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境遇变化,本文利用1997-2011年CHNS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城镇非正规就业者和正规就业者收入差距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有雇工的非正规雇佣者、无雇工的非正规自雇者与正规就业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表明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境遇正不断恶化,劳动力市场向着不利于非正规就业的方向发展.这要求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中应充分考虑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空间,加大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扶持力度的同时,注重非正规就业政策的差异性,减少劳动力市场扭曲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影响.     

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按照两种不同的理念,我国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的发展衍生出两种主要操作方案:“直接吸纳”和建立独立体系,即:一种方案是扩大原有社会保障覆盖面,直接将非正规就业群体纳入其中;另一种方案是针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特点,为其建立独立于原有体系的新体系。这两种方案均从不同程度上照顾了非正规从业者的特殊需求,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矛盾的交错使得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的发展仍困难重重。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陕西省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自身特征、就业能力、就业环境和就业保障对其再就业状态选择影响显著,且存在差异。其中,性别、年龄对待业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学历和农村低保户对待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特色产业状况、中介服务及职业咨询等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贷款融资优惠、再就业补助金等对创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机会识别及人际交往能力对兼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待业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其他三种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     

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南京市的调查数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主要由就业困难的人群构成。文章以南京市对“低保”边缘群体的调查数据为例,通过多重选择模型对影响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健康状况不佳、年龄偏大、无法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经济支持,以及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将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能性降低,但是受教育程度对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的就业促进政策在男性与女性劳动者之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工资变动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就业的机理分析

文章根据劳动经济学的派生需求理论,证明工资通过4个渠道对劳动力就业造成影响。文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于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的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弹性对工资就业效应虽然产生负向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其他要素的可替代性高有助于促进工资的就业效应;在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其他要素的供给弹性与工资的就业效应负相关;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作为影响工资就业效应的主要因素,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和就业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分析疫情下的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对稳定就业、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12省份农民工失业状况进行调查,采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了疫情因素对农民工失业的影响,并通过Probit模型、替换自变量法以及分样本回归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疫情冲击下农民工的失业率较2018年提高了1.48%;(2)疫情的传播性和破坏性对农民工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疫情对农民工失业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人力资本、流动特征、社会保障能够有效抑制失业的发生,并且这种抑制效应,随着疫情严重程度的上升而增大。基于上述结果分析,从构建就业保障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

非正规就业有三种学说渊源国际劳工组织的贫困就业理论、刘易斯-托达罗的二元经济理论、哈特-法伊格的制度边缘理论.非正规就业是社会边缘人群在制度边缘的就业,是发展中国家高失业率与非正规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就业与失业之间的缓冲层.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失业问题日趋严峻,作为促进就业的一项措施,上海市在国内率先引入非正规就业的概念,不少地区随后响应.中国移植的非正规就业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正规的非正规就业,为了就业而就业,面向社区的就业.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未来发展应该坚持以正规化为目标,拓宽从业许可范围,减少政府的过度保护,抑制政策投机行为,从长远考虑还应与户口制度改革相适应.     

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2007、2013年数据,分析2007～2013年中国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2013年在受雇农民工工作获得途径上,依赖“强关系”获得工作的占50.82％,较2007年降低了13.8个百分点;在自雇农民工经营前的投资借贷上,90％左右进行了投资,30％左右进行了借贷,民间借贷是借贷的主要方式,但较2007年降低了20.53个百分点.其次,从就业身份、职业、行业、单位性质等结构来看,2013年自雇的比例接近30％,且较2007年上升了7.25个百分点;农民工就业职业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户和生产运输人员;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居民服务修理业;就业单位主要以个体和私营企业为主.在就业收入结构上,年收入在3万元及以上的比例显著增加了42.6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