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流动前后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变化;并利用调查所得到的城镇户籍人口生育观念信息,比较分析了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表明,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减少,生育数量偏好与城镇户籍人口无显著差异;理想子女性别偏好观念有所弱化,但仍强于城镇户籍人口;农村流动人口初育年龄推迟,初育间隔缩短,一胎与二胎生育间隔延长,但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男孩偏好行为的改变滞后于观念的变化。     

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三省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生育决策行为的序次模式的视角出发,将农村一男户和一女户的再生育意愿在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上进行比较,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采集的三省六地"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运用样本选择的Pr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男户和一女户的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没有显著差异,都希望再生一个孩子;二者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一女户更想再生一个男孩,而一男户更有可能想再生一个女孩。中国农村中"一儿一女"的孩子结构诉求仍是主流。理想孩子数量与性别结构、婚育新观念等文化因素显著影响再生育意愿。     

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北大核心

家庭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最终在决策上产生分歧。生育行为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同样具有独立决策权,当夫妻任何一方否决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合作被打破,最终导致生育行为暂时延迟或一方妥协。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夫妻间关于生育决策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新家庭经济学讨价还价的生育决策理论框架下,分析夫妻关于生育数量存在的生育分歧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新的对策,同时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夫妻生育分歧普遍存在,相比之下,生育过1个孩子的家庭分歧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生育分歧越大,发生生育行为的概率越低。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同样具有生育否决权,但在决定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时,男性否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妻子否决对于生育行为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承担较重的育儿负担会强化生育分歧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

通过对2000~2008年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行概括。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三孩政策将人们的生育空间扩大至三个孩子，但以往的调查数据难以识别三孩政策的生育释放效应。基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本文考察了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市青年中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13.85%，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2.31%，一孩家庭的生育潜力和人口规模均高于二孩家庭。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尤其体现在三孩生育上；生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育氛围，因此居民有再生育意愿的几率也越高；在不愿再生育的原因中，相当一部分城市青年主观认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非受到客观因素限制。与以往的“男孩偏好”不同，城市青年群体中出现一种新的“女孩偏好”。在性别期望上，想再要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再要男孩的意愿。研究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计划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 ——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政策。     

城市在职青年的生育时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983名青年的实证调查分析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生育时间的期望与选择作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内涵之一，对生育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20年10～12月在河北保定针对5大类行业18～35岁的983名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的个体社会特征与生育时间选择进行交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在职青年最佳生育年龄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在职青年具有较强的晚育意识，其生育时间期望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特征，理想与打算二孩的生育间隔选择也相对趋近，从事教育行业、出生于城市、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和“双独夫妇”的在职青年更倾向于选择晚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年龄、文化程度、夫妇类型、性别和工作收入满意度均会显著影响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选择，其中教育行业、24～29岁年龄组、大专文化水平“、双独夫妇”对在职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女性比男性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更高，在职青年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越高，则其最佳生育年龄偏好越晚。此外，文章也就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影响青年生育时间期望与选择的多重因素以及生育年龄期望与生育...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三孩政策下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数量和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精确评估生育意愿尤为重要。文章在明确区分“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基础上,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综合评估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拥有两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较低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且未实现生育愿望,有意再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也很低,近半数人确定不再生育,其余人则处于“可能不生”或“尚未决定”的犹豫状态。这揭示了人们在现实因素的制约性下陷入既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状态,凸显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未满足的子女数量愿望增加不确定的意愿,且能激发积极的再生育意愿。未满足的男孩偏好也能够推动二孩家庭更高孩次的生育意愿。文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方法提供了新的框架,也为理解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甘肃省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目的的调查研究

文章利用2007年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了甘肃省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目的。调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甘肃省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不断减少,已经略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男孩偏好的意愿生育性别倾向仍然广泛存在,期望生育一儿一女是大部分甘肃居民最为普遍的愿望,意愿妇女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目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养老送终、传宗接代仍是目前最重要的生育目的。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4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的表现为悖离,在数量上更多的表现为一致。研究还发现,年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等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有显著影响。     

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CFPS数据的检验

我国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HLM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30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提高生活福利水平,不会带来个体更多生育意愿的提升,改善城市的各项环境福利水平会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但结果不显著。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第三,根据跨层交互项系数,随着城市经济福利的增长,年龄、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在职工作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所增强;随着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随着城市环境福利的提升可以增强城镇户口的居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环境福利产生的边际效应为正。文章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典...     

流动妇女生育孕娩地安排及影响因素研究

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不确定,提高了生育时的健康风险,同时给人口流入流出地生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和配置工作带来挑战.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抽样调查数据,对流动妇女孕娩地安排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夫妇自身因素、家庭收支及社会保险情况对孕娩地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流动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影响因素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孩次以上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存在惯性,明显受前一次选择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保险跨区结算及加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高流动人口发展质量及社会融合能力,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的选择困境.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结构方程模型在妇女生育行为研究中的应用:以深圳市为例

本文利用“深圳市龙岗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状况”调查数据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对深圳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 ,克服了传统统计方法无法处理自变量测量误差的局限性。研究结果表明 ,对生育行为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生育意愿。经济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双向的 ,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高可以产生孩子质量 -数量替代效应 ;另一方面在生育意愿没有改变前 ,经济水平提高对生育行为也会有促进作用。最后 ,提出了结构方程模型在生育行为研究和计划生育实践的应用前景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生育一孩弱化二孩生育意愿吗？——基于北京市“单独”家庭的考察

本文使用北京市西城区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基于不同的生育意愿测度指标,采用描述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城市＂单独＂家庭中生育一孩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作用,并借助倾向值分析方法控制生育状况的自选择问题,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稳健性和可靠性。结果表明,城市＂单独＂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并不低迷,生育一孩能够强化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而且生育状况的作用在生育意愿的众多影响因素中较为突出。上述结果需要在生育意愿的评估和生育政策的制定中有所关注。     

城镇就业人群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的效应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城镇已婚就业人群为分析对象,探讨了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与两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女性期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低于男性;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社会性,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生物性.此外,"时间贫困"对两性生育意愿均有制约,时间自主性强生育意愿也更强;而"时间稀缺"仅对女性有影响,性别观念更现代的女性较倾向于将闲暇时间为己所用而非生育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