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城镇化水平的相互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

本文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1986至2010年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我国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序列与城镇化水平序列具有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尽管二者受随机干扰的影响可能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但偏离是暂时的,建设占用耕地数量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大于城镇化水平;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水平的冲击对建设占用耕地数量的影响强烈,建设占用耕地数量的变化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微弱.因此,为了协调与缓解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我国在加强耕地保护的同时,应提高城镇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维护土地市场的正常供需秩序,做到耕地保护与城镇化发展并行不悖.     

江西新余市人口与耕地矛盾调查

新余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是人口多、耕地少。大家都知道耕地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它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新余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耕地面积越来越少。1949年解放时,新余总人口只有339700人,而耕地面积包括水田、旱地共1138259亩,人平耕地为3.35亩。为了扩大耕面积,增产粮食,党和政府曾动员农民开荒改地。到1957年,新余耕地面积增加到1186387亩。随着人口猛增和国家经济建设,开办工厂、修建道路、大修水利、农民建房等占用耕地的增加,到1966年,新余人口猛增到544345人,     

中国今后耕地减少趋势展望

一、为什么要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及交通建设与耕地占用的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于耕地的潜在威胁,当前是国际性的发展问题.“各国和世界领袖人物都公认存在这些问题”,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同一过程.农业劳力转移通常表现为2个方面.一是一个国家与地区城市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二是农村劳力就地实现产业转移或实行兼业化.无论何种过程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非农业建设与耕地占用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在农业劳动力大量不断转移,城市化与农村非农化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一个特征非常显著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可预计持续到下世纪中叶,甚至中叶以后.在1982年和1990年2次人口普查期间,我国城市人口比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关系着中国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本文采用CLDS(2014)调查数据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考虑市民化与健康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使用IV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健康水平。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可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健康有促进作用。从健康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了总体健康、精神健康、活力、生理功能、情感功能和躯体活动功能。从产业角度看,对比第二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第三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说明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健康保护力度不够,应加快产业升级,减少或避免劳动者的危险或重复劳动。个体差异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个体差异的起点(教育程度)和个体差异的终点(收入水平)看,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户籍制度(尤其是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差异)极大地削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和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要想改善转移人口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应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持续对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     

会宁县人口与经济发展途径的初步研究

一、概况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北靠靖远,东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吉与海源,东南接静宁,南部与通渭接壤,西部连定西与榆中。土地总面积6429平方公里,约占定西地区土地面积的24%。现有人口422,491人,约占定西地区人口的15.8%。每平方公里人口是65.6人,比定西地区每平方公里98.5人少32.9人。全县耕地为232.31万亩,其中水地面积(有效灌溉)为156,064亩,占耕地面积的6.7%。农业人口为414,323人,平均每农业人口有耕地5.6亩,农业劳动力171,715人,平均每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是13.5亩。     

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发展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确是需要进行理论讨论、百家争鸣,形成社会共识的一个新理念。文章从中国人口大流动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关系切入,提出如何实现几亿农民工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如何迎接未来几亿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城镇就业、生活,并保持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政府面临的艰巨考验。文章分析北京市控制外来人口规模屡屡受挫的困惑,论述了转变城市人口发展理念的意义。主张城市政府应从被动的人口规模控制转向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目标,转向积极的社会制度创新,正视新移民存在的客观事实,突破城市建设、管理以本地户籍人口为规划依据的思维定式,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进而从客观上实现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可操作性、实效性,实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均衡发展。     

进城农民在城镇生活的稳定性及市民化意愿

文章通过对浙江省已进城农民的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表明,进城农民大多在城市社会的融入度较高。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还有1/4左右的人有重新回农村的想法;户口依然是判断进城农民是否“市民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有效地帮助新进城农民尽快适应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对于实现农民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类似浙江省这样经济发达的农村已具备较好的创业环境,因此一些受教育程度高、创业能力较强的进城者回乡创业的欲望较为强烈,城镇如何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隐性户籍墙是其深层次原因。文章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9年的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隐性户籍墙这一韧性社会屏蔽制度给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中出现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当前形势下,推进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结合可行而且必要,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城镇新增贫困人口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净流向城镇。这一方面推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由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其贫困发生率大致在3%以上。为预防和保障人口流动中的城镇新增贫困人口,应该采取措施分类引导人口的城镇化,建立和完善进入城镇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城镇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避免过度的城市化带来城镇贫困问题的扩大。     

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探讨了家庭决策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回流会降低流入者的现存失业率进而拉低城镇总体失业率。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作者对城镇失业与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就失业概率而言,农村流入人口远低于城镇居民;镇居民低于市居民;女性高于男性;年轻组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体最低,但高校新近毕业生却较高。另外,区域发展模式影响其失业模式。失业水平在东北、武汉、重庆老工业基地出现了本地居民、农民工和总体均高的三高模式,在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高、农民工低和总体居中的高低中模式,仅在国有、私营、和三资企业平衡发展的华东沿海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低、农民工低和总体低的三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