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韧性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基于CLHLS(2011-2018)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2018年追踪数据,本文以Cox回归模型探究心理韧性与老年人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基线健康状况与健康行为的前提下,心理韧性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显著,即:相对于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心理韧性水平越高的老年人,其死亡风...     

老年人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8数据的检验

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不仅是其获得满意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还对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在老龄化和数字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异质性和具体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控制变量中的老年人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党派均对其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在性别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产生大致相当的负面影响；在地区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仅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产生正面但却不显著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此外，频繁与邻居朋友聚会和频繁使用传统媒介均能够中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加强网络环境安全建设，提升老年人信息素养水平，帮助老年群体形成健康的网络参与行为习惯，在普及老年人网络参与...     

气候要素影响下老年人死亡风险表现及适应水平差异分析

老年人在气候变化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健康风险。采用2002～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和2002～2019年《中国气象年鉴》数据，借助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气候要素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以及导致老年群体气候适应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各类气候要素的变动均会导致老年人死亡风险变化，极端气温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负面影响最显著，极端气温与气压、空气相对湿度等气候要素的交互作用会产生更恶劣的消极影响；男性、高龄、农村以及不在婚的老年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更低，而经济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在面临不良气候威胁时表现出更高的气候适应水平；社会保障在不同气候要素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中发挥着干扰型或增强型交互作用，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气候适应水平。     

婚姻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婚姻状态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基础回归结果显示: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要长,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比重也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细分老年人的婚姻状态、进一步考虑老年人上一期的健康水平及婚姻状态后,丧偶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最短;与家人一同居住、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没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病、患重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劣势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态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农村女性老年人以及城镇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最短。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个体的健康行为(吸烟、饮酒)、社会参与和及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婚姻影响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渠道变量。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婚姻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及占比的影响受其乐观态度的正向调节,受其孤独、焦虑以及自主性的负向调节。     

阶层跨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水平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人口健康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如何改善老年健康、增进老年福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社会因果论,使用2014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阶层跨越与中国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流动效应区分起点阶层和目的地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影响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起点户口类型一致时,户口类型由农村转为城镇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高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农村老年人。户口类型由城镇转为农村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低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方面,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在不同收入阶层存在明显分层的现象。远距离向上代际收入阶层流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远距离向下代际收入阶层流动会降低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在分样本回归中,研究发现农村和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分布上差异较明显,同时农村和城镇老年人代际收入阶层流动回归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64,城镇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76。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子女所处收入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的影响更大。     

互联网使用与中国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在积极老龄化的框架下,使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在微观个体层面分析使用互联网这一行为对老年人的健康、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主观自评健康、抑郁倾向和社会适应三个指标来测量健康水平;主要使用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项目数量来衡量社会参与水平。另外,本文还分析了使用互联网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描述统计、一般线性回归和倾向值匹配方法得到以下结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实现积极老龄化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使用互联网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水平,也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还能够提高老年人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功能越多,各方面指标的正向提升越大。在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中,不同的互联网功能(聊天、看影视剧、玩游戏、看新闻、购物、炒股等)会对老年人的各项指标产生不同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在国家大力推行"互联网+"养老和智慧养老的背景下,应鼓励老年人接触和学习使用互联网,提高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为老年人提供接触和使用智能手机的途径;为老年人提供上网培训,使老年人学会使用网络的多种功能。     

分家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分家是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要事件,它对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使用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CMGPD-SC),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晚清(1866¹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的分家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分家增加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与女性老人相比,分家对男性老年人死亡机会比率的增加更为明显;儿子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其死亡机会比率越低,传统社会中儿子在提供父母养老资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社会隔离在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对老年人健康等一系列福祉产生消极影响。有证据表明当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会通过各种机制预防或减少老年人的社会隔离。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减轻我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老年人主观社会适应态度是衡量社会隔离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研究发现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水平每上升1个层次,其主观社会适应能力提高0.037个标准差,这一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偏误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这一效果主要通过提高老年人健康和幸福感知、认知能力及参加社交活动和与亲人朋友交往的频率来实现,个人主观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环境的融入能让老年人拥有更多自主学习新鲜事物的机会和随时了解社会进展的渠道进而提高老年人主观社会适应能力。同时本文还发现有效性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受教育程度更高、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更能从互联网使用减轻社会隔离中受益。此外,不同上网活动、上网方式及熟练度起到了调节作用,视频娱乐和阅读方面的网上活动及更高的手机使用熟练度对提高老年人社会适应更有效。互联网技术可以成为消除老年数字鸿沟,解决老年人社会隔离问题的有效工具。     

中国不同文化程度人口的死亡水平

本文利用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中国不同文化程度人口的死亡水平进行了分析。绝大多数年龄组均显示，文化程度越高死亡水平越低。表明普及教育以及提高教育水平对降低死亡率、廷长平均寿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还对不同文化程度人口死亡水平差异的原因做了探讨和解释。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代际经济支持内生性视角的再检验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在IV-Oprobit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子女数量和城镇居民平均工资作为工具变量以克服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社会养老"模式和 "养儿防老"模式如何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者协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由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并且两者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它还将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对高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发挥了增益作用,而低龄老年人所获得的家庭经济供养则与其健康状况负相关;此外,子女的日常照料使得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双双提升;社会正式支持中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参加新农保和新医保将会显著提升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水平,从而间接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由此可见,"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呈现出协同促进效应,而非替代效应.     

中国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结合老年人储蓄偏好和消费特点,构建家庭消费计量分析模型,文章利用CHARLS2011、2013、2015年微观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划分年龄层次和消费类别逐级估计,重点考察老年人储蓄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储蓄水平越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能力就越强;分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更大;按年龄组别来看,中、低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高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按消费类别看,老年人储蓄偏重于家庭基本生活、教育文化、健康等刚性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储蓄对不同消费类别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支出、医疗保健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拥有房产对家庭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振作用,家庭收入和老年人借贷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     

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分析——基于CLASS 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脆弱性分析框架,综合已有研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识别出高、中、低三种社会参与脆弱性特征的农村老年人,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出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脆弱性类别的相关因素,并结合雷达图展现不同类型风险人群的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脆弱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仅有少部分老年人群的脆弱程度高且内部差异大;高龄、文化水平低、健康状况差、无配偶、所在村居没有老年活动场所或设施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不同特征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差异是由暴露水平、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导致的,其中高暴露性是识别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弱势人群的重要依据,而低适应能力则是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较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未来应根据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的脆弱性类型及表现,从个体、家庭及社会不同层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以降低高风险人群的脆弱性,防范中...     

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

年龄认同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以往关于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的研究较为少见,并且没有关注子女代际社会支持的作用,关于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相关研究也极为缺乏。本文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追踪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隔代照料与中国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同时利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子女代际社会支持(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即照料孙子女使老年人有更积极的年龄认同;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与老年女性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老年男性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性和性别差异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发生了完全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及中国家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社会和家庭一定要关注老年照料者的健康问题和生活需求,要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成年子女应给予更多的代际支持,提升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的促进作用。     

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量的分析

文章采用“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的数据,通过供养金额与抚养金额以及净供养金额为测量手段分析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动的方向和数量。结果表明,对于我国当前的一代老年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我国代际经济流动的主流,同时城乡之间和性别之间存在着平均净供养量水平的差异,特别是已经出现个别分组的老年人（城市男性老年人）已经产生了与中国传统的“反哺”模式相反的本质性变化。这种差别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子女养老模式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现代化过程之中。     

基于地区和社区视角下老年健康与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健康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领域。探究老年健康不平等及其影响机理,准确理解老年人健康指标的变化趋势,对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考察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和群际差异。本文还利用SF-36量表,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涵盖主客观健康指标,在地区和社区层面重点探究教育程度、个人收入等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理。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老年健康有积极的作用,物质资源越丰富的老人越健康;地区层面,经济发展给健康带来了正向的外部性,经济越发达老年人健康指数越高;社区层面,老年人生活的社区经济水平越高,其健康水平分化越严重。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老年健康体现为社区层面"低度平均,高度不均",个体层面"低度不均,高度平均",收入水平在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产生了相反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2年和2005年数据连接生成的面板数据,应用Cox等比例风险模型就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死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是否享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只有在控制了家庭的代际经济支持与是否享有养老金的交互效应的条件下才是显著的。同时,居住地的社区类型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点与以往此类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本项研究中,受教育水平对于我国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规划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制定养老规划是农村老年人积极应对养老风险的重要举措。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规划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约34.6%的农村老年人实际有养老规划,约13.8%的老年人误判了自身的养老规划状况;现金储蓄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规划方式。相比农村居住的非留守老年人,农村留守老年人和进城农村老年人有养老规划的比例更高。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对其是否做养老规划既存在显性影响,也具有通过养老观念的中介作用而表现出的显著的隐含影响。在养老责任观念的中介作用下,认同由政府和社会承担养老责任的养老观念会促使有劳动收入、子女给予经济支持和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做养老规划的可能性下降。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

１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存在基础（一）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经济基础,主要表现在：１,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目前主要来自子女供养。中国广大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经济落后。１９９５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１５７８元,城镇居民为３８９３元相差悬殊极大。因而,在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养老金制度的条件还不具备,老年农民在生活上还无法脱离子女的直接供养,特别是在他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在农村虽然有部分农村老年人得到过社区（集体）的经济帮助,但其作用微乎其微。２．农村生产方式对农村家庭养老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农村占主…     

城乡因素在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模型中的调节效应

抑郁症状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指标。本研究采用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追踪调查10%数据,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考察中国老年人的总体抑郁水平,比较抑郁水平的城乡及年龄差异,并对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较轻,心理健康处于良好水平。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较城镇老年人明显。健康水平、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可有效地预测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城乡在影响因素模型中起调节效应,健康水平和经济状况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作用受城乡因素的影响,对于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的影响作用大于健康水平;在城镇老年人中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模式。对于不同的老年人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方能有效减缓老年人抑郁症状,促进心理健康。     

消解与重构：欠发达区域农村贫困老人生活状态分析——以安徽省S县D村调查为例

农村贫困老年人作为现代社会一个传统的弱势群体,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社会位置。随着农村社会转型过程的加剧,该群体的贫困深度和范围均呈现扩大化趋势。本文基于社会排斥视角,探析农村老年人贫困根源,构造弱化老年人遭遇排斥力度和向度的路径选择,对于提高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构建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