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服务业的发展与流动人口的就业

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都市兴衰的关键性因素。目前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很完善的情形下 ,都市服务业中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别 ,由此造成了都市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和功能性分割 ,从而使流动人口在都市服务业中就业还存在许多难题 ,也阻碍了城市的发展。要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 ,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和功能性分割 ,让流动人口以“市民待遇”参与都市服务业的竞争 ,促进和优化服务业的发展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文章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农村劳动力群体就业选择的影响。文章着重从农村劳动力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和年龄差异角度进行考察,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使农村劳动力由自雇型就业向受雇型就业转变,非正规就业比例下降。(2)互联网使用在促进壮年劳动力非农就业、受雇型就业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且降低了非正规就业比例;对青年劳动力和年长劳动力的影响则不显著。(3)互联网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的作用存在差异,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比男性更明显,对降低男性劳动力非正规就业效果较显著。最后,文章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流动人口就业中男女平等的思考

本文就流动人口就业中的男女平等问题,通过对669名居住上海四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和45名在上海三家医院妇产科生产和看病流动妇女的访谈,以及企业和各层次外来劳力管理人员的访谈和调查资料的分析,从促进流动人口就业中男女平等出发,探寻有益于流动妇女发展和流入城市发展双赢的途径。     

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激励研究

我国拥有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大部分在城市第二、三产业中就业,其就业质量情况不佳,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工作环境差、劳动权益保护不到位等.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GHM模型,在演化博弈视角下分析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激励的关系,发现对于流动人口劳动权益制度保护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佛山市南海区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了验证.     

工业机器人应用、劳动保护与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就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其可能带来的“机器替代劳动”问题也引发广泛讨论。在机器人应用带来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如何发挥劳动保护政策的缓冲作用,帮助技术变革脆弱群体实现技能提升和就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持续平衡,便成为政策制定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2012—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考察劳动保护在“机器换人”中的缓冲作用。估计结果证实:工业机器人应用导致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单极化特征,即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出中等技能劳动力,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PSM-DID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呈现偏向高技能型的单极化趋势,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压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中等技能劳动力产生更为明显的替代效应,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偏向低技能型的单极化特征。劳动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随着工会力量的加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逐渐增强,而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逐渐减弱。职业培训在强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高技能劳动力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加剧了工业机器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因此,在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过程中,要考虑劳动保护的作用,发挥工会组织和职业培训的调节器角色,提高不同技能劳动力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适应能力,引导劳动力与工业机器人的互补式发展。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吉林省流动人口就业和居住情况研究

了解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和居住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13年吉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中的相关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就业及居住情况进行研究。吉林省流动人口主要从事职业为商业、服务业,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就业稳定性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本次流入原因等因素影响。主要居住方式为租住私房,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流动范围、流入时间和职业等。     

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研究

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衍生出多种新型就业形态,对就业技能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理基础上,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颁布的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构建了产业数字化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省际层面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效应。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提高了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均正向调节了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减弱了产业数字化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正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区外包水平会强化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全社会劳动力数字技能水平、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提高FDI和外包质量,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     

就业流动人口的单位分布及其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分析——基于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果

本文运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12月对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果,从流动人口的就业单位分布与就业身份构成角度,对就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私有性质单位就业的流动人口,是所有就业流动人口主力军,但其社会保险的参与水平明显偏低.且不同的就业身份,其各种社会保险的参与状况存在一定差别.而在公有性质单位或企业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此外,在外资性质企业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水平处于高位.     

农村妇女就业现状和就业对策研究—以成都为例

实践经验表明,农村女性在劳动就业市场上面临诸多限制,就业弱势地位十分明显,促进农村妇女就业是社会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成都市10个区（市、县）2000份调查问卷表的分析,结合座谈和实地调查感悟,对成都市在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农村妇女的就业现状、就业障碍和就业意愿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成都市农村妇女充分就业的三大政策、制度和工作举措。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农村收入分配效应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借助社会调查数据,文章通过模拟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采用直接法计算出调查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农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村收入分布的均等,非农就业量与农村收入均等化之间呈倒U型关系趋势。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合理选择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式的建议。     

农民工就业培训调查分析

参加就业培训是农民工顺利实现非农就业的关键,调查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主要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对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较弱,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现有劳动力就业培训市场不规范,农民工对其表现出极大不信任;就业培训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构建以农民工、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为主体,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和就业市场相协调的就业促进型培训模式。利用这一模式,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加大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建设。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支持

农民阶层是社会地位较低表现为:农民收入明显低于其他阶层的收入;农民充分就业率低农民整体素质相对较差。橄榄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要求提升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实现农村劳动力持续性就业根本性的路径选择。政府应为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在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消除对农民的歧视、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等方面的制度支持。     

我国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就业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对成都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研数据,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与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职业价值观、就业发展能力和就业质量等方面,既有很大的代际差异,也存在一定的代际传承现象,探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路径选择:构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探讨劳动力市场灵活稳定型就业机制的实现路径;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促使其实现从"半城市化"向"市民化"的转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视角分析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以此构建分析框架,应用管理统计SPSS11.0对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消除制度因素的阻滞作用是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着力点。     

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文章基于2011年5月对河北省围场县和赤峰市城郊农村进行的实地调研,根据在调研区域内对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中的21人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200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对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农村女性自身所拥有的非农技能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居住的地区及地区拥有的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再次是家庭成员意见、家庭劳动力的人数和非农就业意愿;年龄和家庭耕地面积影响较小。最后从加强非农技能培训、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力倡导自由灵活行业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然而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更加突出。在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是比较有效的。本文深入分析了农业产业集群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机理和面临的障碍．提出了制定科学的农业集群规划、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鼓励返乡农民就地创业等建议．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问题。     

日本老龄人口就业结构及启示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进入老龄化最晚但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为了解决老龄化造成的压力,日本政府及相关部门很旱就开始了对老龄人力资源利用的研究与实践,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策措施。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日本老龄人力资源就业结构的分析,为我国的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借鉴与参考。     

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利用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从四个截面考察人口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与健康状况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人口流动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均不同程度刺激、助长了农村居民消费。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适度发展老年产业、规范和鼓励农村人口流动为现时期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