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婚前同居与初婚离婚风险——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中的成人问卷数据库,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了婚前同居对初婚离婚的影响.在控制住其它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无论男女,婚前同居都将提高离婚风险,这一结果与欧美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没有婚前同居行为的男性离婚的发生倍率是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0.437倍,没有婚前同居行为的女性离婚的发生倍率是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0.653倍.这主要是由婚前同居者的选择效应与较低的婚姻质量共同造成的.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中国人口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异质性研究——基于性别和区域细分视角的分析

同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经历的特征一样,中国年轻一代的初婚年龄也呈现日益增加态势,在当前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背景下,考察中国个体的初婚风险及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采用2012年、2013年和2015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时间相依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中国人口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因素在不同性别和区域中的异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中国女性初婚风险显著高于男性,农村初婚风险显著大于城市;(2)个体层面的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的延迟作用比男性更大,个人收入水平会降低城市样本初婚风险;家庭层面的住房拥有情况会增加城市样本初婚风险,母亲受教育程度会降低城市样本初婚风险;社会层面的商品房销售价格会显著降低城市样本初婚风险,且对女性的抑制作用要大于男性,政府人均公共服务支出会显著增加女性样本初婚风险,而对男性无显著影响;(3)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初婚风险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异质性: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因素对城市样本初婚风险影响日益明显,而农村样本初婚风险依然更多受个体层面因素影响。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生育政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十个国家197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U形关系,采取选择不同样本、加入政策变量和其他与生育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等进行再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程度整体较低的阶段与生育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效应取代替代效应对生育率起主要推动作用,如果再辅之以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生育率会出现轻微的反弹。因此,对于已采取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权衡利弊,适时调整政策。     

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人口与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观念 ,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生育动机 ,所追求的孩子数量、质量也不一样 ,从而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各异。本文以 1 973年为界论述了我国 1 973年前后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化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鼓励生育政策能否提高生育率?——基于生育成本缺口递增的视角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引发调整生育政策的讨论,但鲜有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理论解释.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生育成本缺口递增假说,并基于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与OECD家庭数据库对基于转移支付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育成本是一种动态结构,需求跃迁导致生育成本缺口增速快于收入增速,进而决定鼓励...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什么?——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中的一些发现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3年开始到现在整整执行了40年。在这40年的时间里生育政策有过几次调整,从开始时允许生育2个孩子,到1980年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由于政策制定的过严,不得不在1984年开始实行＂开口子＂政策,即允许农村确有实际困难的夫妇生育2个孩子,当时绝大多数省份在农村开始实行＂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个别省份仍然继续执行＂一个孩子＂的政策,也有些边远省份执行＂两个孩子＂政策。除了个别省份以外（比如广东省）,各省市自治区1984年以后制定的生育政策一直执行了近30年,没有进行过大的调整。     

完善生育政策的曙光——对山西省翼城县试行两孩生育政策的若干思考

作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山西省翼城县试行“两晚一间隔”生育政策的由来、经过和工作运行机制作了介绍 ,对试点 14年的效果作了多维的分析和概括 :县的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多孩生育率接近于零 ;出生婴儿性别比正常 ;早婚率很低 ,晚婚率很高 ;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 ,计划生育率很高 ;党群、干群关系融洽 ;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的发展。其中原因固然很多 ,但试行的生育政策起了基础性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翼城县的试点是成功的 ,经验是有借鉴价值的。     

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抑制了“两孩”生育行为吗？——基于CFPS农村家庭跟踪数据

本文采用2012-2018年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分析“两孩”政策下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对家庭两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府扶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我国中西部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呈现上升趋势,“两孩”生育行为从2018年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农村家庭智力资本中的教育和工作技能智力资本对“两孩”生育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农村家庭智力资本的上升是“两孩”生育行为下降的重要原因。政府总扶持强度存在同向的调节效应,即政府扶持强度越高,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提升对两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说明通过政府补助激励农村家庭生育率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加剧两孩的低生育率。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认识——来自江浙沪粤的调查

中国计划生育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当前处在一个新经济背景下的转型社会,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已成为社会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根据对江浙沪粤三省一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干部的调查,通过他们的视角与他们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对现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提出自己的观点。     

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CFPS数据的检验

我国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HLM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30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提高生活福利水平,不会带来个体更多生育意愿的提升,改善城市的各项环境福利水平会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但结果不显著。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第三,根据跨层交互项系数,随着城市经济福利的增长,年龄、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在职工作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所增强;随着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随着城市环境福利的提升可以增强城镇户口的居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环境福利产生的边际效应为正。文章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典...     

浅谈省际生育政策差异对人口计生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目前各省之间生育政策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二孩审批和社会抚养费征收两个方面,尤其是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省际间相差甚远。由于省际之间生育政策的不同,一部分人为了达到生育二孩或少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目的,＂移民＂到其他省,在社会上出现了部分＂生育移民＂或＂征收移民＂现象。近日,     

长期工作亦或暂时就业?——生命历程视角下产业工人职业变动与职业持续期研究

伴随着社会变革,职业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产业工人数量庞大,但是他们职业流动特征尚未可知.基于产业工人状况调查数据,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下,采用事件史分析的方法,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变动与职业持续期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产业工人群体具有超强的职业稳定性,产业工人职业的快速变动期主要发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个体时间维度中,...     

人格特征会影响中国人的生育行为吗?——基于CGSS(2013)数据的分析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背景下,大量研究发现欧美人群的人格特征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稳定的关联。为考察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系统分析人格特征对结婚可能性、初婚年龄、生育可能性以及子女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向性、神经质和宜人性人格倾向对生育行为有正向的影响力,而尽责性和开放性人格倾向对生育行为有负向的影响力,其中神经质人格倾向和生育行为的关系模式与基于欧美人群的研究所发现的关系模式截然相反。人格特征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式具有高度的环境依赖性,中国人的生育行为所承载的意义可能远比欧美人群错综复杂,神经质人格倾向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式可能与我国的社会传统文化存在一定关系。从性别差异来看,外向性人格倾向对男性的结婚可能性、初婚年龄、生育可能性以及子女数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仅对女性的结婚可能性具有显著影响。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代表了目前主流社会的观点,这可能会降低女性外向性倾向在择偶或生育中的影响力。将人格因素引入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生育行为。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进一步探索如何将人格特征转变为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中的有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