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劳动力回流后的个人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迁移劳动力返乡后,利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技术从事自我经营,或者创办实业,发展新的产业,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个人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回流劳动力就业行为和收入能力,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迁移劳动力返乡以后,是否会促进技术的改进和新技能的传播。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将对回流地的就业结构、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回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来自湖北省的农村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回流原因与返乡非农就业状况。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不仅要受到其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与老人需要赡养、农业负担较重、与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以及输出地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相对于那些仍然外出的农民工而言,回流农民工往往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并没有表现出比从未外出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参与非农就业。因此,农民工回流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可能并不像大部分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基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测点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健康选择机制。将滞后一期健康状况作为当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初始影响因素,解决了健康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分离了农村劳动力的前期迁移状态,有效区分了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的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迁移距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迁移地点相距家乡较远。而对于已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一旦遭受健康冲击,则将发生回流的现象。健康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     

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对其父母回流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陕西为例,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变化对其父母回流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持续下降会显著影响父亲回流,但对母亲的影响并不显著;除此之外,家庭孩子数量、耕地面积及父母个人特征也是影响父母回流决策的主要因素。为此,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开放城镇优质教育资源、在农村开办更多的住读学校或学生托管机构从而为外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其父母外出矛盾的有效手段。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宏观乡城迁移模型

文章从中国的乡城迁移是农户家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在城乡间的配置追求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这一假设出发,建立了基于农户劳动配置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宏观乡城迁移模型,从而把制度、生活成本和农村非农产业等变量引入模型,把非永久乡城迁移、回流和非永久乡城迁移向永久乡城迁移的转换纳入分析框架,并从简化的模型入手分析了各种因素对乡城迁移宏观流量的影响,并利用统计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初步的检验。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对90年代回流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 90年代安徽省农村劳动力由城市打工后返回本地创业的 193个个案调查为基础 ,对农村劳动力从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的—般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 ,从动机、资源、资本等多角度阐明了外出打工与回乡创业之间的内在联系 ,探讨了回流农村劳动力的创业“机理” ,提出不发达地区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有—定打工积累的外出农民回乡创业 ,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