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论警察法治思维的现实表征与修复路径

当下的警察法治思维的基础还不是完全循于法治,而是一种行政思维主导下的法律思维。司法直觉与法律思维的叠加、行政思维和特权思维夹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不平衡离析了法治思维的表达,使得警察执法带有法律工具主义的倾向和程序主义的表征。以合法性思维为前提、以权利思维为替代,融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要素,关乎警察法治思维的实践导向,亦有助于当下警察执法思维的有效修复。     

法治的古典训诫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理想,乃至政治正当性的基准。可以把它理解为"法的原则"与"治的原则"的互动关系。以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对西方法治理论贡献卓著。亚里士多德把法治作为一项统治原则置于其对政体的讨论之中,阿奎那则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对法的本质的探究,从而把法治视为政制和法律体系运行良好的标志,是更为根本的法秩序固有特征的外在表现。从古典法治观向现代法治观的演进伴随着法的因素的增长,这也使得现代法治理论家倾向于以法的原则界定法治。     

社会制度变革与文化模式转换: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双重路径

俄罗斯法治现代化之路的曲折性有目共睹,对于同时代其他转型国家具有极强的参照价值。俄罗斯法治现代化之路可以有两个考察路径,一般路径主要沿社会制度变革路线进行考察,特殊路径则通过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以文化模式转换为线索进行考察。一般路径贯彻的是以社会制度来决定研究的基调和范围,特殊路径贯彻的是以文化模式转换来决定研究的视野,社会制度变迁在显性层面上表现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文化模式转换则是这种阶段性表现的内在驱动力,二者一表一里共同表征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两种路径交融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视角,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立场,最终促成对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因此,法治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使法治成为良法之治,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它使政府服从法律,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组织保障;它使法律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体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理念,在法制建设中坚持人本的法律观,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     

法律范式转型与司法现代化

资本主义社会先后出现过形式法和实质法两种法律范式,它们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法治国家、福利国家两个历史阶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风险社会的形成,程序法范式理论开始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三种法律范式各自表现出差异性法律性质,并决定了不同的司法现代化发展特征.中国法律发展状况区别于这三种法律范式而具有自身的目标和道路,中国司法现代化发展正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近代法理念的萌动——西方人文主义法律思潮探析

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历史图景中,蕴含着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近代法理念开始萌动,对人文主义法律思潮的形成起到了催生作用。在这股强劲的潮流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文主义法学家,尤其是在16世纪的法国。他们开拓了一条从历史角度研究法律精神的道路,成为近代启蒙运动思想家乃至其后历史法学的先驱。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实践进路——从秦代法治的视角

信仰不仅具有神圣性更具有社会性.法律信仰在中国法治社会初创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价值.构建法律信仰的关键在于权力阶层的自省与自控.秦帝国开历代法治之先河.秦以法治吏,以吏治推动法治,以强制力促进法律文化的塑造.重新审视分析秦法治与吏治建设的经验,对当代国家主导的法制建设与法律信仰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法律实证主义方法的故事--以拉班德的国法学为焦点

当代中国有关法的许多观念和制度最终可通过两个不同的源流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国法学"的学说史中去,为此思考或解决我国现代宪法中的一些课题,其实也可通过解读这段历史而寻得一些机要.拉班德就是这段历史中的象征性存在,他在前人思想的铺垫之下出现,把他人从私法领域中引入公法学的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发展为有效回避、消解或暂定解决政治问题的法律技术,从而以矛盾的学术性格微妙地回应了矛盾的时代课题,即在政治效果上一方面默认和容忍了当时德国君权主义宪法体制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也表述和维护了近代德国的法治主义精神.     

中国行政法的人文倾向

中国行政法的人文倾向具体表现为善法之治、程序法治、参与行政、代际人权、行政人性化等现象与趋势。行政法的人文主义气象既是中国社会变迁之中社会价值转向的具体反映,也是行政法治主义对人性的重新审视与回归。     

秦朝法治失败原因的理性思考

秦朝法治失败的原因既有法治观念上的偏颇也有法治实践中的失误。而封建专制主义的恶性膨胀以及对儒家法文化的摈弃 ,从而未能构建适合中国封建社会实践需要的法文化模式 ,则是其文化根源。     

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法文化

中华文明是世界视野中的文明,中华法文化也是世界视野中的法文化.中华法文化既影响过许多国家,如法国、英国、日本等,也受到过很多西方学者的严厉批评.近代以来,西方法文化也对中国的法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前,中国在传承中华法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也要借鉴西方法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改变以前的法治文化心态,尽快构建起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体系.     

新农村法治文化的社会化

中国农村法律文化表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并存的二元格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在整合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而新农村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应以政府为主导力量.     

柏拉图理念论的法治思想评析

柏拉图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位经典作家,他最早提出了法治思想。柏拉图法治思想内核主要表现在:法律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和平和谐与安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即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要成为“法律的仆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依法民主选举产生;要加强执法和法律监督,建立一个包括监察人员、护法官以及其他国家各级官员在内的监督网络,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理论特点,具有一定自然法倾向,蕴含着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渗透着理想主义乌托邦情怀和法治人治结合的理念。柏拉图法治思想的提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法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全体同时到场”下的农村法治

中国法治现代化存在着＂全体同时到场＂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农村尤为明显。而现代化的思维有把一切制度化、普适化的倾向;在法治方面,则有法治浪漫主义倾向。这种思维忽视了中国农村相对于城市的异质性,忽视了对农村问题特质的关注。通过农村治理的溯源、现状描绘,疏理农村中的法治资源,从而对现有的法治模式进行反思,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