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稿(五)

中國文学史稿(五)說明了中國封建中期的文学概况,主要是樂府詩歌部分。     

现代文学各課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問題

通过伟大的“双反”运动,暴露了过去山大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正走着”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級道路,现代文学方面也并不例外。只占全部文学史课程六分之一的“現代文学史”,重点也是講五四前后的作品,对一九四二年以前的部分,講得比較详尽,以后的部分則非常簡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则根本不讲。同时,对一些资产阶級、小资产阶級的作家,评价过高,缺乏公正的分析批評,对一些无产阶級作家則表現得极为冷淡甚至根本不提,“現代詩歌”的情况就更为严重,虽冠以“現代”之名,实际上却大量地引証和讲解古人的詩詞,讲述古人詩話中的故事,并且滿篇部是“毛詩序”     

对楚詞选的意見

在中國文学史的講授过程中楚詞是重点;但該書文字比較古典难懂,各篇的疑难处迄今仍不一而足,閱讀不无困难。都渴望有比較詳尽的注本出現以应急需。楚詞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即行,陸侃如、高亨、黄孝紓选注)的印行正是适应和滿足了这种需要的。此書的前言中,把楚詞產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發生發展的概况从文学史的观点加以簡括的叙述。从而窥見楚詞的來龍去脉,并將歷代学者研究楚詞的概况及各代注者都一一交代清楚,这对一般讀者,都是大有裨益的。在注解方面,前言所說尽量采用了各家的長处,这一点基本上作到了。比較生僻的字用注音字母注出讀音,(在所有楚詞     

編者的話

本期所发表的“現代文学各課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問题”,“民間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统”,“略論开展中国現代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反映了山东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学整改后在中国現代文学、古代文学、現代史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上的轉变和革新。各文中的許多論点     

世界文学中現实主义發展的基本階段

一、問題的意义現实主义作为創作方法和文学潮流,極其深刻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現实。現实主义是在特定的歷史条件下,在时代的階級斗爭和思想斗爭的錯綜复雜底关系中形成的,并在各个不同的歷史階段上發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研究現实主义問題有助于樹立真正科学的世界文学史观,把世界文学史看成是有規律的發展过程,有助于闡明各个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联系,有助于闡明每个民族文学發展的特点以及人类藝術發展的性質和方向。深刻研究这一問題可以,并且一定有助于解决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苏联科学提出的極重大的任务之一,有助于解决在各个知識领域中展开理論研究的任务。研究現实主义可以成为提高我國文学理     

“阿堵”这个詞

“阿堵”是南北朝时南方的俗語。它的意义和用法都跟现代汉語的“这”相同,是一个指示代詞。南朝接近口語的著作中常用这个詞,如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語》《文学篇》說:“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应阿堵上。’”“阿堵”等于現在的“这”字,这是向来訓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

一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爭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来的文学史,如何再细分为若干阶段的问題。把近代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来編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我自己所看到的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中国文学史,除有关近代文学史的专著(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現代中国文学史》)外,其余大多是把近代文学三言两語的带过。党一向十分重視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周揚同志依据毛主席关于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工作的指示,     

文学史:切入历史的具体型态——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

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叙述困境 ,主要在进化论文学史观和叙事模式的排他性。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 ,意味着作者在意识与“事实”的互动中找到了有效叙述当代文学的观点和方法 ,从而贡献了一本不只关于时间和知识 ,也切入到当代中国文学的特质、矛盾和复杂性 ,并在叙述立场和方法作出了回应的文学史。这是一种问题性研究的文学史 ,显示了作者把暧昧的、闪烁不定的当代时间之流 ,转换为可反思的知识空间的努力。     

楚狂接輿等是否为人民的商榷

高中文学課本第一册文学史概述秦代以前的文学段中,有这么几句:楚狂接輿等三章“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儒家的看法。”文史哲本年第一期上鍾肇鹏君有“楚狂接輿等是人民嗎?”一篇文章:他指出上面的几句話,大概是采用馮沅君陸侃如兩先生中國文学史稿的說法。他根据春秋中叶以后的时代背景,社会經济情况,又根据战國策庄子楚詞等古籍,認为楚狂接輿等是私人占有部分土地的小有產者,是“士”的階級。这种分析,是否正確?暫不多談。只是鍾君進一步地判断他們的思想本質,否認他們是劳动者,并不承認能够代表人民。我觉得还值得研究。我的看法,却和鍾君不同,現在提出來和鍾君商榷一番。本來一个人階級性的形成,固然由于本身的經     

学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评周惠泉主编的《辽金元文学史话》

中国文学史是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不是单一的汉民族的文学史,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辽金文学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就是元代文学除元曲之外,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辽金两代,此前并无一部像样的文学史。影响最大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即文革以前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不过把辽金文学附翼在宋代文学之后,成为宋代文学十数章中的一章而已。究其原因,对辽金文学的缺乏了解恐怕是个重要因素。而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梓行的周惠泉先生等主编的《辽金元文学史话》却以空前的规模,以“史话”的形式,展示了辽金元文学的全貌。全书评述作家达180余人,覆盖面之广直至今日创所未有,可以说它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的“空白”。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建树。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关于中國古史問題二三事

有关于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也許可以就是关鍵性問題,我們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或者还没有接触到,这样,关于中國古代史的論文,往往陷于材料解释的爭辯,而有些理論問题,中國古代社会發展的规律性问题,許多是模糊的,概念不清的。比如,关于奴隸占有制的类型問题,在过去一直以希臘罗馬的奴隸制作为古典的形态,以为不合于这种形态的就不是奴隸制,近年來我們才清楚古代东方型的奴隸制,这和古典制不同,有着自己的許多特点。但不可諱言,因为有这么兩种类型的说法,我們的古史論文中的主要論点往往是和其中之一的类型相結合。过去是“言必称希臘罗馬,”現在則多了一个“古代东方”,是不是还有其它类型?中國奴隸制的社会形态会不会有自己的类型?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中文系關于中國文学發展規律問題的討論

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自11月13日至27日进行了三次关于文学发展规律問题的讨论。 在討論当中,主要有两种意見。一种意見認为:現实主义文学和反現实主义文学的     

苏軾诗簡論

关于苏軾和他的作品——詩、詞和散文的研究,是古典文学領域中一个复雜而艰巨的工作,直到現在还很少有人來搞馄涛?不打算全面地來論述苏軾和他所有的作品,因为这样作,不僅是我的力量所不許可,而且也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得到的。在这篇短文中,只是本着“百家爭鳴”的精神,就苏軾的政治思想,和他詩中的主要思想內容与某些藝術特征,作初步的探索,提出我一些極为粗淺的不成熟的看法,和同志們共同商討。倘因此而引起同志們的兴趣,展开爭論,并把这一工作繼續地深入下去;那末,这篇短文的任务,就算已經很好地完成了。苏軾,(一○三六——一一○一)是中國北宋     

关于元曲家的两个问题——答复一位朋友的来信

在您的來信中,关于元曲家的問题可以归納成兩个:一个是西廂記作者王实甫是否卽苏天爵滋溪文藁“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中的王德信的問題,一个是中國文学史教学大綱中所謂“前期”、“后期”的分界問題。这兩个問題实是彼此关联着的,分别解答只是为的叙述方便些吧。王实甫是否卽苏文中的王德信,現在当然尚难得到定論。我个人却是偏向于可能是王德信这一面的。因为苏文中所記的王德信的事迹与王实甫的“退隐”散套的内容可以对得攏來。这一点在这里不談。至于您所提出的苏文与錄鬼簿的矛盾,也就是     

文学史: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卢卡契文学史思想综论

卢卡契在他的关于德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提出,文学的起源、存在和发展由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过程所决定.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所继承的当是优秀传统文学中的人民性、人道主义思想等具体的历史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高度艺术形式的具体性.衡量文学史上作品优劣的标准是看其是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系列属于精神史范畴的极具独创性的文学史观,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文学史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文学史: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

文学史涉及到文学与历史两大领域,学界对该学科的定位有分歧。焦点在于,“‘文学’‘史’究竟是文学作品一种集结展现的方式,亦或是史学论述的一项分支?”①表面看来,这只是官说者之间立场的差异,而实质上,这是文学史学科本身蕴含的矛盾二重性的一种反映。 作为文学,文学史所列对象都涉及到审美问题,它是一种共时序列,作为历史,文学史又是一种有着编年性质的历时序列。其文学的一面,强调文学审美活动在各时代、各社会间的相互碰撞,其作用的机制是断裂的,即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文学目标,文学史不是人们审美活动的线性进化的历程。其历史的一面,又不能不强调文学发展的承继性和在承继基础上进行的新创造。由于文学史研究涉及到这样矛盾的两个方面,所以,文学史的学科构架就蕴含了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     

新世纪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新世纪以来,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取代了阐释性的文学史论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注入了新的活力。确切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主要指编年史的著史方式。一般来说,文学编年史无意参与到"遮蔽"与"反遮蔽"的逻辑争论中,它们以一种工具性的自我定位,试图对整个文学史或特定视野下的文学史做出相对全面的勾勒。这种勾勒并非毫无意义的资料拼贴,而是让文学史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维度呈现其本来面貌,进而通过这种方式隐匿地传达出编者的文学史观念。文学编年史的著史方式追求一种客观精神和求实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史研究从"以论代史"到"以史代论"的思想嬗变。     

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

<正>不止一个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学不成史。这固然是一个极端观点,然较之西方文学的鲜明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现代派等呈阶梯式的有序出现来考查,中国文学史确不甚分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决定中国文学史不能按西方的标准来划分。我以为,中国文学史应以元为界,前期应是所谓正统文学史或雅文学史,主要以诗词为主,后期则应是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史。与诗词相比,戏曲、小说等篇幅较长,蕴含量极深,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更广泛,对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为真正的人学的文学是从元开始的。那么,作为中国文学史分界岭的有元一代文学产生的契机是什么?我以为与蒙古族的入侵及其相应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