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儒”的话语流变与中国儒学转向

周秦鼎革之际，诸子学派的“非儒”之争与贵族们质疑“儒效”同构了“腐儒”话语生成的思想场域。为建立健康的学政关系，荀子强调“君子必辩”，着力清理屈尊于势的参政儒人，于当时建构出“腐儒”原型以供学术批判。进入帝制时代，“腐儒”话语政治化，经由官方建构出新的话语霸权，逼迫着儒学两度转向：一是从“进取”转向“守成”；二是将先儒的道德哲学调适成一份廉政学说，率以维护帝国行政安全为首任。伴随着近代治权危机，“腐儒误国”之论鹊起，它又大体折射出人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多重冲突。全球民主化进程中，资本与市场的双重渗透既催生出真正的腐败之儒，又将下层儒学庸俗化为“腐蚀”大众的工具。总之，一部围绕“腐儒”的汉语概念流变史，既刻记下古代儒学应对治权变迁的跌宕起伏及思想得失，又映照出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困境与选择偏向，能从一个侧面深化认知中国儒学史。     

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学产生于河洛 ,来源于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儒学的产生。孔子继承和发扬周公思想创立了仁政礼治学说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汉末郑玄使古今经文之争趋于统一。北宋程颢、程颐创立了儒、道、佛三学合一的洛学 ,南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铸就程朱理学 ,使中华儒学得以新发展     

荀子论儒学

本文对荀子的学派属性问题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述:一是举出八个观点阐述荀子的尊孔与发展儒学。荀子尊崇孔子是个“天不能死、地不能理”的超时代的人物,他赞扬“儒效”,以“大儒”自居。从学派划分来看,他应当属于儒家。二是他对孔门诸子及其后学采取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态度进行评价,不同于其他学派的“非儒”。荀子早年游学稷下,继而在稷下学官三为“祭酒”,受到稷下的道家、法家、墨家以及名家的影响,故他的学说融合有诸家的思想成分,但他的中心思想还属于儒学的体系。他是先秦儒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派。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郑伯熊与南宋绍淳年间洛学的复振

洛学在宋室南渡以后的复振是道学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郑伯熊是这一时期洛学复振的重要参与者.郑伯熊以他对洛学所阐发的儒学精神的笃信固守矫治绍兴年间形成的佞谀士见,同时行道济世以求儒效日白于天下,并通过阐释儒家经典来传承洛学的主张.他的活动一方面推进了洛学在绍兴淳熙年间的复兴,另一方面促使他所继承而呈衰歇的永嘉学术得以重光,整个道学运动与区域思想之间在互动中得到推进.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对近代太谷学派文学作品的几点原则性看法

一,太谷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是儒学的不显传的一派,以儒为本,释道为用。 二、归群宝籍中不少是文学作品。 三、太谷学派文学作品中以刘鹗《老残游记》为代表,是太谷学派的传道书。 四、“作者信仰,并见于内”(鲁迅语)对《老残游记》的评价也同样适合于太谷学派其他文学作品。 五、张积中《题(红楼梦)后》是近代评论《红楼梦》的第一篇。     

治人之道 莫重于祭——论儒学的祭礼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五礼”，祭礼居首，最为重要。讲祭礼在整个儒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儒学不是宗教，它讲祭祀是要通过祭礼的形式推行教化，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儒学的祭礼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首肯，成为正统的宗教礼仪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

本文就中国历史上称“儒”者的早期形态和来源，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作者认为，早期的称“儒”者与商周王朝中主管乐舞的官员，在文化上有着一脉相承关系。春秋战国之间形成的儒家学派，以诗书礼乐为教；而以诗书礼乐为教，正是此前的王朝乐官的职责。王朝国学中的要担任舞人的青少年学子，可能就是“儒”的早期形态；而教官乐师则相当于“师儒”。儒家与乐师在文化上的这种传承关系，对儒家思想特征的形成，应有重大影响。     

《万国公报》对儒学的评析

在晚清社会有着相当影响的《万国公报》是寓华新教传教士的舆论阵地 ,是一分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在长达近 40年的时间里 ,它对儒学的评析既有“耶儒相通”之言 ,也有“救世教成全儒教”之语 ,更有以基督教取代儒教之论。这些言论有合理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 ,对儒学采取了非科学的态度     

李见罗其人及“止修”之学

李见罗其人及“止修”之学张克伟王阳明（字伯安１４７２—１５２８）的哲学思想，自明代中叶以后，影响极大，弟子门人遍布全国，形成了极庞杂的阳明学派，若据清儒黄宗羲（字太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在《明儒学案）｝中以地域区分，可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     

宋人哲理诗:巅峰前的创新

宋人哲理诗的巧妙和方法是大大有别于西方哲理诗的“中国式哲理诗”的新样式,它以“哲理之理”和“事理之理”入诗,使得诗歌突破了“以情动人”的唯一表达模式,实现了“以理服人”的含蓄化,这是宋代诗人才气的表现,也是他们在唐代诗歌艺术巅峰面前的创新。     

汉代儒学研究的新突破──评黄朴民著《董仲舒与新儒学》

黄朴民著《董仲舒与新儒学》以“大陆博士论文丛刊”之一，近日已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汉代儒学的新作．这部著作一改前人研究汉儒的出发点，抛开关于汉濡“形而上”局限制的纠缠，径直探究汉儒“形而下”的积极因素，使汉儒研究别开生面．书中对于儒旧有成效地解决了儒学满足现实使治需要的巨大课题作出了充分论证，并由此而给董仲舒以公正的历史评价．同时指出，“天人合一”是董仲新儒学的理论框架，神学外衣下的理性头魂是新儒学的力量所在，但同时又是它无法取得新的进展的根源．     

再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柳宗元对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张“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发扬由我而得圣人之道的义理学;另外,在柳宗元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主张以宽广的胸怀凝聚诸子学派之精华。同时,他在气化本体论、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对两汉以来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元气自动说和“天人不相预”,主张人性“自然”论,倡导理智和意志相结合的理想人格论,积极应对佛教的挑战,对理学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起了链接作用。     

读胡适先生的两篇著作

本文就胡适在本世纪３０年代所撰《说儒》及《楞伽宗考》两文作了分析。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为研究中国儒学和佛学史的人铺平了道路；但两文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把老子说成是“老儒”即其中之一。另外，胡适对盗取宗卷者表示“感谢”，则使人“百思莫解”     

太谷学派"圣功秘诀":"心息相依"

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民间学派,其学自称“圣功”,而以“心息相依”为圣功要义和“秘诀”。它来源于南宗道教“性命双修”,太谷学派据此重现解释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性,而主要是重新解释儒学,给传统儒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赋予自己的特别内涵,从而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趋势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新的思想体系。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学·玄学·禅宗——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蝉蜕”

融会佛教哲理，植根儒、道经义形成的禅艺术，并非仅只为一种创作风格与生活艺术，而是对整体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影响。禅的独特的创造性之一在于将儒学被动艰难之人格完善、道家玄远虚幻之生命探索，通过审美重构和价值创新，转化为一种企慕的、主动的、审美的心灵实感。传统文人经由儒学、玄学、禅宗而完成了审美“蝉蜕”，由此形成的内敛、祥和、稳定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具备自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之雏形，并成为东方文明饱受争议的基本特征之一。